海派文化三做派

2018/6/11 10:14:54

作者:袁念琪 编辑:黄公羽(实习)

      哲学家说,现象反映本质;但有的只反映本质中非本质的东西,有的才展现了真的质地和实在。

      客居杭州五年,距离产生与以往不同的观察。感到上海文化中有三个做派尤为突出,这就是:重教育、讲规矩、有礼数。

      英国巴先生教“英字英语”

      十五年前,上海社会科学院《2003上海社会发展报告书》披露,在上海,头等大事的前三位是:买房、教育、保险。其中,月收入3000元的家庭更把教育排在了第一位。在上海,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1972年,还出品过一部批判“读书无用论”的美术片《放学以后》。那时,一个人读书好坏与其职业和前途毫不相关。

      余秋雨先生颇有感受:“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大多数家长都不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余先生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

      其实,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埠地之一,更多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浸淫;时时感受现代的八面来风。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花钱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正是出于一种实利性。上海是中国商业中心及最大的经济城市,经营讲的就是投入与产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蔚然成风,就是看中投入后的好产出。

      上海人重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外语。早在1862年12月11日,上海最早的报纸《上海新报》就刊登了这样一个广告:来自英国的巴先生,教授“英字英语”;上课地点在“石路松风阁间壁靖安里刘宅”。据有心人统计:自1872至1882年这十年里,仅《申报》就登了60多所外语学校的招生广告;除教英文,还有教德、法、日的。

      与今天一样,老底子上海人热衷送孩子上外国语学校。那时,公共租界工部局西区小学(今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成为家长们择校首选,这是个华童学校;以英语教学好出名。西区小学毕业生的英语水平,相当于普通学校的初中毕业生;一举赢在了起跑线。

      老上海孩子学英语热,不是为装门面,而是为日后敲开外国银行、洋行和企业的门,挣大把的钱,捧上金饭碗。你看1877年6月27日《申报》招账房先生启事,就有外语要求,“须谙别琴(洋泾浜)英语。”

      1904年,在朝廷废科举的前一年,民立中学创办于南市,打破了上海外语教育老外的一统天下。它仿照西制,专训英文人才。教材除中文课外,其他各科全部英文,甚至连《中国地理》课也用英国人编的教材。学校招生以毕业可考海关、邮政等为旗帜,学生蜂拥而至。上海的大学英语尤为出色。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英语授课,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原版教科书。每周36小时课时里有15小时英语,课外还必须留校补习英语1小时。学生的“英格里希”达欧美水平,学校被誉为“东方MIT”。

      圣约翰也不逊色。课堂内外,就连布告栏和校长通知等统统“英格里希”。据《圣约翰大学史》:1917年校方规定,文理两科学生要获学位,必须参加特邀名人监试的特别英文口试和笔试并须取得“优美之课绩”,否则不给学位。

      排好队,吃果果

      排排坐,吃果果;排好队,也是为吃果果。

      进行京沪比较研究的学者杨东平说:当年在北京的外国使馆,签证者的排队秩序就是上海人带过去的。建立了一整套的发号和查号规则,保证了个人和大家的利益。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人就是生活在各种规则之中。大到国家法律,小至入乡随俗。人们常说,游戏要有规则,有规则才能做游戏。

      规则有明文规定的,也有不少是约定俗成。还是说排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到菜场买菜几乎买什么都要排队。一个人要买几样菜又苦于分身无术,不知是谁的发明,大家以砖头和打结的草绳等物品做替身排队。有了替身,一个人就能来回于几个队伍,完成买菜任务。如这里没轮到你买肉,而那边已排到你买豆制品了;你可先去把油豆腐买好,买肉队伍你的砖头替身大家是认账的。大家都依此操作,同享规则好处。这样,你家今天吃油豆腐烧肉就没问题了,他家吃萝卜丝带鱼也有了保证。

      在短缺经济年代,排队购物是家常便饭。可不少时候用不着店家来维持秩序,群众会自己起来管理自己。如有人会主动站出来维持秩序,不让人插队。有一次,我在瑞金二路一商店排队买西瓜,就有人拿白粉笔给大家编号。我衣服左袖写上白色号码,一目了然;便于大家前后互相监督,令队伍秩序井然。

      没想到,这招在老上海就有。蒲柏路(今太仓路)元泰五金店学徒颜滨,在他1942年2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在西门路(今自忠路西段)的转角看见一大群的贫民,男左女右地排立在一家米店的两旁人行道上,巡捕正在编号。不过,我觉得这些巡捕实在可恶之至,他们在妇女身上编号,却专拣写在她们那高耸的乳峰上,我不觉看得呆了。”

      杨东平认为:上海人很善于根据市场特点来建立一套套的规则。不仅制定得很多很细,更因其中具有很多合理性,这就容易被大多数人遵守。他在《城市季风》中写道,“上海人的许多做法其动机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最终出台的设计方案往往是对整个社会有益、人人平等的,这是上海人的精明之处。上海人进行市场交易时是在一种合理的游戏规则内平等的进行的。”他是比较当时京沪两地车辆收费规则而有感而发。

      北京去机场的高速公路收费是来回各收10元。那时,上海过黄浦江大桥也收费,但来回收一次,为26元。两厢对照,作者认为上海人高明和精明:一是规则执行讲效益,两次收合并为一次,减少了收费口和收费人员投入。二是收费规则有利于解决交通难。在上海,打的从浦西到浦东付的26元由乘客负担,出租车司机从浦东返回浦西不用付钱;就是空载也无妨。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如从机场返回空载,就要自己摸10元。这一进一出是要影响司机跑机场、去浦东的积极性,无益交通难解决。

      此外,上海人对规则还注重细化,只有细化方能落到实处。上海过去常被外省人误读的半两粮票,其实就是规则细化的一个典型事例。

      上海在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还与时俱进,更与国际接轨。过去到银行办事,排队是一窗一队。一窗一队,对排队者,每人要办的业务有多少和难易之分;对窗内营业员,同样也有业务熟悉度和手脚快慢不同。这就造成先来不一定先办好,虽人人遵守同一规则,但有的人利益得到维护,有的却有损害。后改为不管开多少窗口,队伍只有一个;使最佳规则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使公平原则达到最大化。排队在这就不再单是个关系效率和利益的经济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排队是社会民主和文明的表现。”那时,茅先生还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超市收款设快行道,专为购物不满10件顾客服务。这样,购物少的顾客就不必等在大笔买主后面。无论对买家还是卖家,都是经济利益的双赢。后来,这也出现在上海的大卖场。

      规则从内容到执行,都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与客观需要有关。

      阿拉送礼更有礼

      做人少不了礼尚往来,在上海生活过的杨东平说,“各地的人情礼数,大致都有相应的规矩或陈例;那么在上海,这套规矩就更严格。”

      上海人送礼的礼数,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个城市的烙印。

      首先是精明,一不送无谓之礼,师出有名,不打无目的之仗。二不送得不偿失之礼,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这些路数并不是上海人独有,只是上海人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深刻。张爱玲早就点出原委,“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其次是借助城市优势。在上山下乡岁月,与其他城市知青相比。一样是送礼,上海货就显示了战斗力:款式新、质量高、科技含量多。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同事去西南,用两只“兔子”就可打开局面:大白兔奶糖和金兔牌羊毛衫。最后是海派,具体表现在与时俱进和中西结合。与时俱进可看“毛脚女婿”上门,20世纪70年代是“手榴弹”(酒)“炸药包”(烟)“机关枪”(火腿)唱主角,80年代换营养补品。而中西结合老上海就有,胡祥翰《上海小记》记载:“从前亲友礼尚往来,所馈送者,以茶食肆中之鸡蛋糕、眉毛饺为通常品,近则此等食品已不合时,而以外国糖果及罐头食品为主。”这两年,上海人时兴送进口水果篮:美国提子蛇果和橙子、以色列西柚、新西兰猕猴桃……

      看过一西班牙电影。住二楼的孤老头,因三楼老太帮他烧鱼,就送鱼给她尝尝;老太在还他的饭盒里回礼以菜。看来,这礼数也是世界性的,空饭盒就不能空着回家。“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按西方经济学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的观点,送礼是社会交际中的一种消费。消费就是人们为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发生的消耗物质资料的行为,就是为达到一个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个人消费。消费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人,消费不能脱离社会。对作为送礼的消费,既要投以经济学眼光,还要用社会学的视角。

      为让送礼更有利和更有力,就要有礼数。一是往来以等价为前提。虽说等价永远是相对的,能做到近似和约等于最好,能做到天平向对方倾斜最好。生活中鲜有买椟还珠,更没免费的午餐。二是不要赊账和拖欠。赊账和拖欠就是一种变相透支,不尽快予以两清,不仅支付利息更大,还将处于一个被动地位。三是不要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力和社会活动力,切不可盲目及有目的攀比,更不能把送礼作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

      礼数赖以生存的底,其实就是你自己、你的人品和素质。前四通集团总裁段永基以外圆内方的铜板解读商人;如圆是圆滑,方是道德;外圆内圆是奸商,外方内方是傻商。若以观礼数,视外圆为礼数,内方如人品;那外圆内圆就是精于世故“老油条”,外方内方是不谙人情的“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