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路:沪西工厂高度集中的长马路

2018/11/5 7:58:07

作者:徐鸣

      19世纪末,长寿路一带还是上海西郊的农田。1899年,公共租界大规模向外拓展,将该地块划入界内。190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马路,并以19世纪美国驻上海、厦门、广州等地的领事劳勃生命名。马路筑好后,曾经有大批洋商和华商在马路附近开办企业,例如英商的白礼氏洋烛厂、江苏药水厂、公益纱厂;美商的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美光火柴厂;华商的美亚织绸厂、汇明电筒厂、永和橡胶厂、华生电器厂,等等。1943年,以四川省长寿县命名。

      学者筹资办厂

      我在介绍斜徐路时,曾经写到“由于中国铅笔厂的孵化器作用,我国民族铅笔工业从抗战前的独一无二发展到抗战后的多家鼎立。”其中多家,实际上是3家。除了中国铅笔厂,另外1家是已经介绍过的、开设在徐家汇路的上海铅笔厂,还有1家我卖了一个关子,那便是开设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上的“长城铅笔厂”。从“辈分”上来讲:中国铅笔厂是老大;上海铅笔厂系二师兄;长城铅笔厂为三弟。前面两家铅笔厂,都是由民族实业家创办的,但长城铅笔厂迥然不同,该厂居然由一批科学家创办,这种情况在当时实属少见。

      长城铅笔厂发起人张大煜(1906~1989),江苏江阴人,留学德国,获德累斯顿大学工业化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执教清华大学。敏锐的目光令张大煜注意到文具用品中消耗最大的铅笔绝大多数从国外进口,每年竟花掉数百万白银,而国内制造铅笔的工厂稀少。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张大煜邀约同校教授赵忠尧、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施汝为等,共同发起创建铅笔厂,并委请当时在清华大学实验工场任职的郭志明、郑介春两人在北京筹备。

      郭志明(1908~1980),崇明沈家湾镇人,父亲是开中药铺的。郭志明5岁读小学。1919年小学毕业考入崇明县农业学校。1923年农校毕业到上海,进江湾镇上海模范工厂机械班工读。1927年5月国立劳动大学以模范工厂为基地创立,郭志明遂以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机械系的学历毕业。1927年7月郭志明回到崇明故乡,任裕生碾米厂机械师。1930年离职重回上海进建设铁工厂任工程师。1935年,经中央研究院同乡施汝为介绍,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工场任实习技师。

      1936年,因华北地区时局紧张,郭志明等移址南下上海继续筹建。铅笔厂初期集资法币3万元,投资者大部分是教授和科技界学者。1937年4月,长城厂注册“鹰”牌和“长城”牌商标。6月,“上海长城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铅)”正式成立开业。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是:张大煜、赵忠尧、郑涵清、施汝为、吴诗铭、王淦昌、王松坡,并推选张大煜为董事长,先后聘请施汝为、吴诗铭任经理。

      长铅厂厂址位于劳勃生路323号,初时只有工人、学徒10多人。主要生产价格低廉、适合小学生使用的“长城”牌铅笔。生产规模每月不足10万支,大部分销往上海附近地区的学校。制造铅笔的铅芯和铅笔板是向国外购买的。因为资金有限,笔杆制造设备从德国进口;笔芯制造设备、成品加工设备等由郭志明参照德国设备样本自行设计,再委托新民机器厂、华森机器厂分别加工制造。自制设备虽然同进口设备存在明显差距,但郭志明却由此入门,逐渐成长为中国铅笔机械制造行业的专家和权威。

      临危受命硬撑

      1937年抗战爆发,长铅被迫停工,直到1938年6月才逐步复工。那年月洋货来源断绝,长铅产品供不应求。于是加建厂房、增添设备、职工扩大至50多人(其中70%是学徒),增加生产“鹰”牌铅笔。同时开始自制铅笔芯;试用本国杉木、银杏等木材生产普级、中级铅笔;用进口铅笔板和铅笔芯生产少量的“鹰”牌高级铅笔。努力开拓销售渠道,产品通过福建远销内地,并在天津、香港等地设立特约经销处。1939年铅笔年产量达到近700万支。1940年,长铅的产品甚至销往南洋、印缅等地。

      1941年7月,长铅隔壁邻居失火,殃及整个厂房,原材料和产品全部被焚毁,一片狼藉。幸亏机器设备损失不大。经清理后作价法币5万元为股本,另募新股法币10万元,以改组公司复兴工厂。新资金主要来自张季言,浙江镇海人,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任中央研究院仪器工场主任、星星工业社经理等职。公司改组后仍维持原名,注册资本法币15万元,1941年11月23日重新开张。并改选董事会,推选王贡三、陈元康、江辅汉、周子祥、张季言、赵忠尧、蔡松甫、张大煜、董葵轩为董事。王贡三为董事长,施汝为、吴诗铭、陆德泽为监察人。聘请张季言为经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市场顿时萧条。长铅内外交困,郭志明以董事身份出任厂长留守,仅雇佣数名熟练工人和数名不供应膳食的女工生产眉笔维持生活。稍后生产少量中级、普级“长城”牌铅笔支撑残局。长铅曾几次增资试图解困,但均回天无术。郭志明一度转向买卖工业机器。1934年郭志明又与郑介春合资开办光辉工业社生产学生蜡笔等文具用品以求生路。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长铅召回散居各地的技术工人迅速复工。其时洋货铅笔泛滥倾销,特别是美国“维纳斯”黄杆皮头铅笔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铅笔市场。郭志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积极研制、开发出款式近似的“鹰”牌(后因商标纠纷改成“长城”牌)黄杆皮头铅笔,以抗衡美国的“维纳斯”黄杆皮头铅笔并取得绝对优势。该铅笔上市后受到热烈欢迎,销路剧增。由于铅笔装铜套以及皮头都依靠手工操作,难以大量增产。郭志明独立构思、设计完成了“铅笔装橡皮头机”,并委托大明铁工厂试制成功。这是中国第一台自制的铅笔制造设备,极大提高了皮头铅笔的生产能力。橡皮头机也因此推广到整个铅笔行业。1946年6月,长铅增资法币1200万元,郭志明又向交通银行贷款法币4000万元,以增强经营实力且可大肆开拓。1948年,郭志明与台湾铅笔板商新益公司合资,在邻近桧木产地的台南县建立了白杆铅笔厂,制成白杆铅笔运回上海加工成品铅笔出售。大大降低了铅笔制造成本。在上海市场失控,金圆券替代法币引起的强烈经济震荡中,长铅因此得以站稳脚跟,勉强生产。

      重获新生发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郭志明等民族实业家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到了1953年,经过3年多全厂职工的辛勤劳动,长铅壮大成拥有资本人民币(旧币)7.2亿元,职工200人,月产铅笔430万支的全能型铅笔厂。大明铁工厂的业务更是蒸蒸日上,其铅笔制造设备遍销祖国各地。

      1953年11月,长铅董事会通过“积极争取公私合营”决议,并委托郭志明全权代表提出申请。郭志明在积极争取企业公私合营的同时,继续筹划扩大生产。由于长铅厂房分散3处,建筑陈旧,主要生产基地长寿路第一分厂属市政建设改造范围,而厂里向国棉七厂租借部分也期满归还,于是长铅规划迁厂重建,在真如择地于1953年破土动工。为扩充建设基金,经人提供消息以及了解,拥有巨额资金的上海公裕颜料行有转业意向,长铅董事会当即授权厂长与公裕颜料行接触洽谈。公裕颜料行是宣宝濂独资开设,由赵庆涛任经理,经营颜料和工业原料的商贸企业,在当时国家经济政策促进下,劳资双方协议决定把资金转向有利国计民生的企业。而贺德康等合伙投资的申大颜料号同时也有意和公裕行一起转业。三方面经多次洽谈协商统一了意见。1954年4月22日,三单位填写企业合并申请书呈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工商科。

      1954年5月11日,上海市地方工业局通知长铅,政府已批准该厂的公私合营申请。7月底,长铅办理了申请变更登记手续;公裕和申大则分别办理了歇业登记手续。1954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与中铅、上铅和长铅三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合营合并协议书》。10月1日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成立,长铅改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三厂。真如新厂重作规划中止执行。1955年,上海市轻工业局批准中国铅笔公司一厂和三厂合并的改建计划。1956年1月1日起,中国铅笔一厂、三厂统一为一个计划单位,中国铅笔三厂建制取消。而中国铅笔三厂的“长城牌”商标也因此摇身变为中国铅笔一厂的商标,并以后扬名全球、众所周知。

      1957年,郭志明上调到市制笔公司担任工程师一职。自1961年起,郭志明从政,先后担任虹口区副区长以及到区政协、区人大和区工商联等部门工作,与铅笔再无关联,所以厂里见过郭志明的职工很少。不过郭志明的侄子、人称大胡子的郭惠民我倒是认得。我在铅笔厂工作期间,听人讲大胡子是当年跟着其叔叔郭志明自长城厂来到中铅厂的4位技术骨干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大胡子就拿260块工资,绝对高薪。更厉害的是,据说大胡子一肚皮铅笔厂往事。因我忙于技术攻关,从未想到去听大胡子“吹牛皮”。直到我年纪上去了,开始对文史感兴趣了,才突然记起别人曾经讲过的话。赶紧一打听,大胡子已经过世了。

      如果我醒悟得早点,可以为中国民族铅笔工业留下更多宝贵的史料,譬如建厂后张大煜等那些清华的大教授们过问过长铅的管理吗?张大煜等清华教授是怎样将股份转让给郭志明的?既然有了长铅,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张大煜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油脂厂?1957年郭志明从政后有什么故事?郭志明的老照片有吗?长铅并入中铅后,长寿路厂址派什么用场?(我去实地查看过,长寿路已经没有323号这个门牌号了,估计长铅旧址就在常德路的东边或西边。)

      沪西纺织重镇

      20世纪初,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川村千山,受日本三井洋行派遣,来上海勘地设厂。他一眼相中了上海苏州河南岸(今长寿路582号)的一块地皮,新开办了第十三、十四工场。

      这块地皮原来为一片农田,其间有3座祠堂,几条小河和几处坟地。日方通过一个掮客对当地农民威胁利诱,从而“征购”下来。1921年,内外棉株式会社在那里平坟填河,破土动工,1幢三层楼的办公楼于厂区右侧最先落成。同时,1座高达50米的烟囱矗立在厂区中央。随后,由日本人大西喜一设计的两个纱厂相继建造。1922年3月,第十三工场竣工投产;1923年6月,第十四工场竣工投产。三井洋行发起人之一川村伴三的儿子为内外棉第十三、十四工场的第一任大班,“五卅”后改由森代理,后来又由藤山导彦接任。1943年左右盐田续任大班一职,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离任回国。1930年,内外棉十三、十四工场在靠近厂大门口左侧营建了1幢三层楼花园洋房,供三井洋行高管和职员膳宿。接着内外棉又新建造了两个织布厂。1931年9月,第一工场织布厂竣工投产;1932年7月,第二工程织布厂竣工投产。同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三、十四工场分别与第一工场织布厂、第二工场织布厂合并,成立了内外棉第一工场纺织厂、第二工场纺织厂,即内外棉一厂和二厂。两个纱厂工人合计达到3000余人。

      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方将两个纱厂归属日军管制,称为“棉纱布制造购入组合第四工场”。然后对厂里的细纱机进行了扩充,在各自原有80台的基础之上,第一纱厂添装了16台;第二纱厂添装了8台。其时,两个纱厂规模共计纱锭73600枚;两个布厂共计布机2016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经济部指派耿一心担任内外棉一厂、二厂的厂长。10月8日,又由张方佐接任厂长职务。15日起工厂开始局部复工,至次年2月才将全厂纺纱机和织布机基本开动生产。同年12月24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在沪正式成立。翌年元旦,内外棉一厂、二厂改称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一纺织厂(简称中纺一厂)”,原厂长张方佐上调中纺公司任职,厂长一职由吴欣奇继任,并将原内外棉一厂纺织两部改为北纺厂和北织厂;原内外棉纺织两部改称为南纺厂和南织厂。1949年5月上海解放,工人做了国家的主人。中纺一厂改称为“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简称国棉一厂)”。1966年后,再改为“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简称上棉一厂)”。

      劳勃生路上除了第十三、十四工场之外,距离那两个工场不远,内外棉还早在1914年11月,开办了第五工场(即后来的国棉二厂三纺分厂),该工场拥有纱锭46400枚,工人1300多人;1918年10月开办了第七工场(即后来的国棉二厂织造分厂),该工场拥有普通织布机634台,自动织布机256台;1922年2月开办第八工场(即后来的国棉二厂一纺分厂),拥有细纱纱锭32000枚,拈线纱锭20480枚;1919年4月开办第十二工场(即后来的国棉二厂二纺分厂),拥有细纱纱锭23200枚。

      另外在劳勃生路与叶家宅路交界处,有华商刘柏森开设的宝成纱厂(20世纪20年代拍卖抵债成了日资喜和纱厂。解放后为国棉七厂)。我采访全国劳模黄宝妹,她给我讲过当年趁星期天休息时,带领小组全体组员专程从大杨浦赶到沪西向国棉七厂劳模李素兰学习取经的故事。“李素兰七天消灭疵点”的先进事迹曾经在团市委召开的全市青年活动积极分子大会上得到表彰。

      纺织厂扎堆的原因

      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人的发源地以及聚集地。而在每5个上海工人中,就有1个是纺织工人。纺织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上海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尽管上海纺织工人声势最大、贡献也最大,但上海纺织厂的分布却不均衡,主要位于沪东和沪西两个地段。沪东基本上在杨树浦路和长阳路;沪西则主要集中在长寿路周围。

      为什么长寿路会成为上海纺织业的重镇?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通过出售军火和军事物资获得巨大利润,使其形成对外扩张雄厚的资本。同时日方趁西方列强的精力都在集中应付战争,顾不上向远东投资以及输出纺织品之机,大量投资中国的纺织业。一次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的棉纺织业出现战后萧条,却正是中国纺织业开始繁荣并达到高潮之时。于是,日商便将战时订购的、刚准备交货的、日本国内已“搁置”的纺织机器搬运到中国来开办工厂。内外棉株式会社于1905年至1932年期间,在上海新开办了11家纺织厂,纱锭数30万枚以上,且主要就在沪西地区。其中缘由有三:一是因为沪西远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属于华界还未大规模开发,地价便宜(沪西的地价仅仅是沪南即公共租界和南市老城厢一带的20%左右);二是沪西靠近苏州河,水上运输纺织厂所需的原材料便捷;三是沪西有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想当年劳勃生路、英华里、梅芳里、石灰窑(即药水弄)、滚地弄(即番瓜弄)、小沙渡(今西康路)一带,是上海几大棚户区之一,居住着大批从江浙两省流浪逃难来沪寻找生计的农民。这些打工者为了养家糊口,千方百计想进工厂做工。于是正中日商下怀。据统计,内外棉一厂、二厂的工人大多来自外地逃难的农民。工人的平均年龄普遍较轻。这是因为纺织厂劳作繁重,而年轻人力壮且少家庭拖累,能够胜任。男工中16至20岁的占21%,21至25岁的占26%,26至30岁是占31%。女工中16至20岁的所占比例稍高于男工,约占27%。另外因为土地被日商征用,长寿路一带失去家园的农民,也成了内外棉的第一批工人。

      在上海的纱厂中,日商厂的工人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最深重。心狠手辣的日商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国工人剩余价值的目的,实行的是日夜两班轮流工作制。工人们“六进六出(早晚6点交接班)”,一天工作12小时。往往一个班头做下来,人累得筋疲力尽。

      辛苦付出,得到的却少得可怜。与上海其他各个产业的工人比较起来,棉纺织工人的工资算最低的。而在棉纺织工人工资中,又数日商纱厂的工资最低,平均要比英商纱厂低10~15%;比华商纱厂低5~10%;与日本国内纱厂相比,只占日本工人工资的41~52%。

      不仅工资低,工作时间超长,劳动环境也相当恶劣。车间里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夏天车间像只蒸笼,机器热得发烫,摸不上手;冬天像个冰窟,要穿棉袄才能干活。每当黄梅季节来临,为防止外面潮湿空气进入车间,影响棉纱质量,厂方竟将车间里所有的门窗紧闭,致使车间里闷热无比,时常会有人晕倒。同样,劳动条件也相当恶劣。日商为了追求更多利润,根本不顾中国工人的安全,机器上的安全设备少之又少,因此工伤事故频频发生。就拿织布厂来讲,被飞梭打伤而留下疤痕的比比皆是。

      正因为内外棉纱厂的工人深受压迫和剥削,所以在工人中蕴藏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又因为内外棉纱厂的工人年轻团结集中,且斗争性特强,所以容易组织发动,这就为以后厂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以及开展一系列的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著名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1936年反日斗争”、“1945年迎接抗战胜利”、“1946年捍卫工人民主利益”、“1948年支援申新九厂罢工工人”、“1949年迎接上海解放”等斗争中,都可以看到内外棉一厂、二厂工人们积极的身影。

      长寿路今貌

      长寿路东起苏州河长寿路桥。原来在天目西路(过去叫广肇路)与长寿路之间没有桥梁,两岸交通依靠船摆渡,称为广肇渡口。1951年人民政府在此建造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桥,1953年竣工,系解放后苏州河上建造的第一桥。

      长寿路(陕西北路江宁路之间)170号是一幢石库门式小洋房。如果不是做有心人,在周遭林立的高层建筑之下,走过路过肯定错过。小洋房砖木结构,三层高,三开间宽,正立面横三段式设计,两侧突起三角形山花,红瓦坡顶,檐下装饰西式花纹,白色水刷石外墙面,房子内部设内廊式走廊,建于1927年,为沪上米商兼建筑商潘源泰宅邸。1950年,小楼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接管。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孙夫人于10万卢布奖金支票背面亲笔写上“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作为妇幼保健院的筹建资金,中国福利院选择纱厂女工集中的沪西地区,在胶州路妇幼保健站和沪西女工保健站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并将170号当作院址。妇幼保健院用“国际和平”冠名,是为了继承与发扬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在革命战争年代援建国际和平医院的崇高精神。1952年3月8日,保健院对外门诊。1956年9月,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搬迁到徐家汇衡山路。同年10月,普陀区妇婴保健院在此正式开诊。2018年6月24日,“长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于此地。

      长寿路路名很吉利,常人每天来回暴走一个来回(全长3.14公里)很健康。不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