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那一次激起千层浪的社会招聘

2018/11/30 17:14:06

作者:上观新闻 编辑:陈琳

      摘要:1980年年末,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沿海大城市上海,一个消息的传出犹如一股暖暖的气流激荡着许多有志青年的胸怀:11月26日,《解放日报》登载上海广播事业局公开招聘编辑记者的招聘启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同步播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公开招聘牵动人事制度的变革,引起社会轰动。

      首批招聘编辑记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额度为30人,10天里有5535人报名应聘,经过4个月几轮严格的考试、评议,最终录取了33人。这批应聘成功者直接被安排在广播电视采编第一线工作。首次招聘成功后,上海广播事业局于1983年9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社会招聘,录用人员70名。两次社会公开招聘引进的专业人才,对上海广播电视事业快速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很快成长为上海广播电视乃至上海新闻界的领军人物。

      这一次社会招聘已经过去38个年头,它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每每回忆起招聘往事,应聘成功者都会由衷地感到:是这一次的招聘,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使自己机遇倍增,创造出了更精彩的人生。而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招聘改变的不仅仅是一群人的命运,而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选人用人和人才流动的方式并被全社会所接受。

      回顾那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年的应聘者依然心潮起伏,感恩时代。

      感恩,是最好的礼物

      董强(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

      1981年,一个春风沉醉的上午。我在浦东南码头一所中学教室“改装”的办公室里编辑油印小报。忽然,有同事喊我接电话。

      唯一的电话机,装在底楼后勤办公室。从二楼奔下去,抓起话筒,传来一位陌生女士的声音。她自我介绍是“上海市广播事业局的吴蕴珊”,约我次日见面,地点是北京东路2号……

      1980年11月26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在上海“三报二台”发布“启事”:向全市招聘30名编辑记者,对象是“有志从事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中青年。

      新鲜!罕见!震撼!我是在家里订阅的《文汇报》上,偶然读到招聘启事的,“这是啥情况”,一时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伴着心跳,捺住兴奋,铺平报纸,我将启事逐字逐句读了又读,细细对照报名条件后,当即决定:应聘!

      半年前,我从上海师大中文系大专班毕业,是参加1977年高考的第一批毕业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宣教处工作。无论在1980年,还是当今,这都是一个“高大上”的职业。但是,做新闻记者,是我挥之不去的梦想。

      记得四五岁起,由外公领着,沿天潼路走去四川路桥堍的市邮政局报刊门市部,陪他在报栏看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上小学后,外公订的报纸、五斗橱上那台“无线电”,成了我不可或缺的好朋友,陪伴我慢慢长大。

      1966年,我小学五年级时,遭遇了“文革”,次年又被延迟上初中,变成小学七年级生,在社会上闲逛。七十年代中期,高校招“工农兵学员”,一要组织推荐,二要家庭出身好、政治可靠。我有多位舅舅解放前去了海外,“海外关系”四个字,把我牢牢堵在大学门槛外,谈何“记者梦”……

      寄出一份2000字自传后,在忐忑中度过了10来天,我收到了广电局招聘组的初试通知。

      当时,招聘组共发出了443份初试通知。符合条件者与报名者为14.7:1。

      初试,假延安中路附近的富民中学举行。考题,富有新闻性。从评论当年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到社会热议的《苦恋》等文艺作品,还有政治常识、日常生活现象等等,林林总总一大叠考卷,考察我们的基本政治、文化素质与知识面。

      不日,一封复试短函,又将我引到了上海展览中心(当时称上海工业展览馆)。当时有131人进入复试。这回主要考察应聘者实战能力,包括文字功底、编辑能力、现场应变能力。比如,将一篇千余字文章编成消息,观看一段电视录像素材后,当即写成300字的新闻稿等,测试的是真才实学。走出考场时,我已经没了初试时的那份自信。

      果然,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与招聘有关的信息,仿佛一切都已过去。起先,内心好不纠结,甚至还有点“小人之心”……随着时间推移,倒愈坦然起来:“技不如人,总得认输”,何况在银行工作也挺好的。直到1981年,那个春日的上午,吴蕴珊老师的“约谈”电话从天而降。

      北京东路2号,上海市广播事业管理局机关大楼,当时门口还有军人站岗,因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在楼内。在底层接待室里,吴蕴珊老师开门见山,“前些日子通知你来,怎么没回音?”我有点惊愕,忙答道,复试后,再没接到过任何通知呀。话题一转,吴老师告知,已向解放日报社推荐了我,愿意去吗?我连声说:好!好!她又说,“报社会直接通知你的”,还叮嘱,回去向单位领导作汇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在外滩23号,离上海市广播事业管理局没几条横马路。平日在浦东培训班上班,我甚少回宣教处本部。告别吴老师后我直奔分行,向处有关领导作了汇报。隔天下午,处里打电话来浦东,转告了处领导意见,大致意思是宣教处工作需要干部,要我留在分行……

      几经波折,终见“曙光”时,竟迎来如此结果……我无奈叹息,仿佛心在哭泣。

      其实,当时“无奈叹息”“心在哭泣”的,又何止我一人?

      1981年2月,经几轮考试,招聘组向首批录用者发出调令后,竟无一人报到。无论邹凡扬等局领导,还是吴蕴珊等工作干部,对当时人事管理体制的僵化,“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习惯思维的顽固,确实“始料不及”,无不愕然!

      面对困局,招聘组调整工作方式,列出被录用者的所在单位,一家一家登门拜访商谈,依据不同情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感动上帝”。我一位大学同学被录用时,正在中学任教。吴蕴珊等先去区教育局商谈,对方答复干脆,“校长不同意,上门也白搭”。吴老师忙又去拜访校长,先后七次仍无果。最终,是区委领导“发话”,此同学才被学校放行。后来,这位同学在上海文广系统干得风生水起,成绩卓著。

      与同学所遇“困局”相比,我可是幸运百倍。得知处领导的“裁决”消息当晚,我几乎一夜未眠,心犹不甘,辗转反侧,决定“背水一战”。

      次日早上八时许,我敲响了包茅处长办公室的门。正如老同志平日所说,包处长是处里上班最早的人。进门时,他正在扫地。这是位老干部,我分来宣教处才半年,且在浦东上班,与他仅打过一二次照面,但为了圆梦,我是“拼”了:简要报告了应聘过程,再度请求批准我去报社应聘。

      包茅处长亦坦率:非常理解你的心愿,但你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考上吧?

      我说,这个机会,如不去试试,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处长旋即回应:“那你去吧。考上了,我们欢送;考不上,在处里一起干!”

      简短对话,风淡云轻,“定位”了人生走向,让我惊喜交加,更始料不及。

      1981年5月,解放日报社电话约我去谈话。那天上午,按时来到汉口路274号报社组织科后,接待老师说,“领导要同你谈谈”,随即将我领到了大楼三层的会议室。

      推门进去,只见围着一张椭圆形大会议桌,坐着八九位长者。我近视多年,又未配镜,看出去“考官”的脸一片模糊,至今也说不全是哪几位。

      简单地询问了我的履历后,“考题”接踵而至,比如,你是否看过小说《人到中年》?作者是谁?主要内容讲啥?看过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吗,对这个戏的主题怎么看等等。

      如今,人们爱讲“体验”,且引为“时尚”。而当年,解放日报社的“面试”,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体验”,不免心跳加剧,“汗流浃背”,唯有顺着“考题”,认真作答,实话实说。

      1981年6月10日,我正式到解放日报社报到。群众工作部主任张全麟将我领到部门,学习处理读者来信。群工部在报社本部对面的汉口路309号,这里是《申报》旧址。在《解放日报》工作的33年,我遇上改革好年代,亲历了报社的标志性发展:报纸从每天4版,增为8版、16版……版面从黑白、套色变成彩印;排字铸版告别“铅与火”,写稿不用“纸和笔”;采编工作迎来互联网;“深度融合,整体转型”,一支队伍日出“解放日报/上观”两个产品……

      我从新闻“菜鸟”,变成了高级记者。其间,在政治记者岗位干了近二十年,担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新闻报道小组成员多年。

      2014年,从报社副总编辑岗位退休后,我受聘担任市委宣传部新媒体阅评督查组组长,与一批老新闻工作者一起,为上海主流媒体的网络传播再尽一份力。

      感恩,是最好的礼物———献给始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献给38年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的“招聘启事”;献给吴蕴珊老师们的慷慨推荐;献给包茅处长等无数“贵人”“好人”;献给解放日报社的师长与同仁们……

      电台成就我的《刑警803》之梦

      瞿新华(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专职作家,东方电视台原编导、制片人)

      1983年,上海广电局从社会上招聘了一批广播和电视的专业人员。得益于这样的机会,我于同年考入上海电台,从一个最初学理工科的业余作者变成了一个广播剧的职业编辑和半个专业编剧,作为广播剧《刑警803》的主要策划、实施者之一和开篇编剧,这个项目我参与运作了十来年。其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剧本专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连环画。1993年我调入东方电视台后,又将广播剧的部分剧集拍成了同名电视剧。可以说,是电台成就了我的《刑警803》之梦。

      我1983年进电台,边工作边接受专业的熏陶,职业素质的形成过程,也是我在电台的成长过程。回首往事,《刑警803》的萌芽得从一只皮鞋说起。大约1987年夏天的光景,下班后,路过一个小水果摊,木柜上码放整齐的一长溜黑皮条纹西瓜吸引了我,伫足问价后便选了一只五六斤样子的西瓜放到了一只老式秤杆型的秤盘里。老板利索地左手提秤绳,右手移动秤砣,一声“七斤一两”的脆亮吆喝声把我吓了一跳。我故作轻松地一只手托起西瓜对老板说:“这只西瓜顶多五六斤,你也太斩人了!”不料老板眼乌珠弹出反击道:“这只西瓜没有七斤一两,你把我秤杆当场拗断!”就在我俩争得面红耳赤时,默立一旁观战的一个中年男人突然脱下脚上的一只皮鞋,冷不丁地放到了秤盘里,然后用眼神示意老板称一下这只皮鞋的重量。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老板冲我说话的声音开始发抖起来:“师傅,我老眼昏花,看走了眼,西瓜六斤一两,算六斤,拿走吧。”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中年男人瞪了老板一眼,拿起皮鞋穿好后拍了拍手,抬脚走了。我付了钱,立即追上中年男人,好奇地问道:“先生,你知道自己的皮鞋有多重?”中年男人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摇了摇头。我更好奇了:“先生,那你不是多此一举?”中年男人笑了笑答道:“心理战。”我恍然大悟,一面掏出记者证,一面仍不减好奇地追问:“先生,我是电台的一个编辑,我很想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中年男人打量了我一下不经意地答道:“做公安工作的。”见我还是欲罢不能的样子,便补充了一句:“搞刑事侦察的吧。”这是我第一次和刑警面对面地交流,我打心眼里深深地记住了那只皮鞋的“分量”,那个“803”的雏形似乎已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往后随着具体策划的一步步深入,我把原先所积累的社会阅历与电台几年的专业训练结合起来,使得广播连续剧《刑警803》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惊艳问世。

      调入东方电视台后的某天大清早,我熬了个通宵,在上影的一个影片制作室为一部电视剧做后期,冷不丁有两个公安便衣找上门来,让我去一次公安局。平生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心里难免忐忑。到了公安局被告知,上海有一位著名作家被发现在家中非正常死亡,根据现场勘察,多为他杀。我的名字因为出现在了这位作家的通讯录上,所以被公安列入了地摊式拉网的调查名单中。找我询问的两位刑警问过一些问题后,突然话锋一转要我谈谈对这件显然他杀案件的看法。我当即不假思索地回答:为什么一定是他杀呢?我认为也有自杀的可能。两位刑警一下子兴奋起来,明摆着是他杀,我却偏说是自杀,这或许是我自曝的一个潜意识里的秘密。询问一来二去,两位刑警搞清了我是《刑警803》的创作者后,双方哑然失笑。刑警们有句名言,再复杂的案子,破了总是简单的。而作家们有个惯常思维,再简单的案子,破了总是复杂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明明面对一个显然像他杀的案子,偏偏要说成是自杀案子的原因。面对一个《刑》剧写手的“戏弄”,他们不恼反而兴趣盎然。我露出了轻松的一笑:刑警们有时也会真情流露。

      广播连续剧《刑警803》至今已制作播出超出803集,在它的专业团队里,包括我在内,前后有三人是由社会招聘进电台的。当年广电人事招聘制度的改革,不止是让我们这些当事人受益,更是让我们的广电事业受益。

      跨进了心目中的神圣殿堂

      邱洁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原副台长、副总编辑)

      20岁那年,我被分配到一家小吃店打杂。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进不了当时“吃香”的工厂企业。1980年末,对我而言,那是个特别温暖的冬季。公开招聘告示点燃了我的“择业梦”,生活的困境并没能磨灭我的追求。为了赶考,重新打开了高考复习课本,又借阅了新闻单位的通讯资料,可谓仓促准备忐忑上场,一路如履薄冰踽踽而行。终于,忽如一夜春风来,拨乱反正之风吹过高山吹过大海吹到我身上,吹来了录取通知书。这份录取通知书对我的意义不言而喻。

      百里挑一!1981年3月,我正式成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成员。经过投寄自传、书面考试、现场采访、面谈、外调等一系列严格考查,我成为首批录取的31人中的一员。作为“老三届”的我,终于“脱颖而出”,跨进了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北京东路2号,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

      此时,我己过了而立之年。踏上人生全新的未知之旅,光有汹涌澎湃的内心激情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倾力投入。我知道自己将面临的是更为严格的考试。令我感到温暖的是,我遇到了关爱后辈的领导和老师,周围是勤勉奋进、和善友好的同事,有了他们的指点、支持和信任,我逐渐进入角色,享受着广播工作带来的乐趣……4年之后的1985年,我转岗成为管理者,先后被任命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副台长、副总编辑。到如此关键的岗位任职,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又一次的破格之举,是莫大的信任和重托。角色转换带来的是更大的挑战,再次面对新的考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只能一次又一次用尽全力爬坡过坎,途中不懈自勉:专注,努力!

      欣然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广播迎来了飞跃式的新发展。我有幸作为亲历者在这拨大潮中搏击历练。广播引领我不断开拓视野、思索探究。还记得:首次在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前,举办纪念党的生日音乐会;在外滩陈毅广场,共和国元帅、上海首任市长的亲属们与各界人士一起,缅怀先烈;在《邓小平文选》发表不久后,辗转寻到出版方中央文献出版社,策划了新闻报道《毛毛访谈录》。还记得:在一个个披星戴月的清晨,赶往早新闻值班室审稿,在两会会场聆听海纳百川的蓝图,在棉纺厂采访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杨富珍,在残疾人薛伟家中听他叙述艰辛的翻译故事,在居民社区感受王小毛的海派滑稽,在南浦大桥目睹世纪工程的合拢,在庄严的法庭上见证历史对“四人帮”之流的审判,在南京路惠罗公司火灾现场发回口头报道,在东亚运动会、北京申奥的直播现场感受体育的凝聚力,在虹桥机场停机坪组织直播英国女王到访,在文学巨匠巴金寓所见到仰慕己久的大师。还有,在德国汉堡,让港口音乐会激起黄浦江的浪花。在友好城市日本横滨,《一衣带水,空中彩桥》节目,首次尝试跨国直播三小时……二十多年的广播工作,每天都紧张忙碌,每时都有新奇,每刻都会变幻,真可谓大千世界在眼前,万水千山一线牵。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谨以此文回报关爱我的前辈和同事,同时,献给难忘的1980年。

      招贤纳才之大手笔

      贺锡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原总编室主任)

      “社会招聘”在今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广播事业局在改革开放初期首推,可谓开风气之先的招贤纳才之举。当我在1980年11月见到《解放日报》登载的上海市广播事业局“社会招聘”编辑、记者的消息时,顿感新奇,继而萌发了报名一试的念头。

      1968年10月,我从卫生部直属的一所四年制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的医疗器械行业,从工人到技术员、助理工程师,从操作机床、安装电器到手持绘图仪设计机械零部件,干得还算不错。如果发展下去,自信医疗器械行业可能会多我一个高级工程师。然而那时我个人对文学写作的兴趣和对编辑工作的向往十分强烈,而且多年来一直是上海市仪表局工会文学创作组成员(业余)。因此,报名参加广播事业局的“社会招聘”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参加首次招聘考试后的一两个月里,某日,广播事业局招聘办公室通知我到北京东路2号去一次,接待我的就是吴蕴珊老师。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按照你的各方面应聘条件,是完全可以被我们录用的。不过,实在因为名额有限。”听到此,我明白一定是“落聘”了,有些许遗憾却并无太多的伤感,因为我本来就是怀着“一试”的愿望来应聘的。没想到,接着,戏剧性的一幕打开了,吴老师告诉我,广播事业局这次“社会招聘”也引起新闻、出版同行的注意和关心。不少单位希望“搭车”,也能从广播事业局的应聘人员中“择优录取”,而我被上海科技出版社《自然杂志》编辑部相中了。此后,我也被该杂志总编辑、编辑部主任的诚意所感动,他们尽力说服我所在工厂的领导,耗费半年时间,终于使我如愿以偿。

      在《自然杂志》编辑部期间,我努力地学习,工作也顺手,但就个人兴趣而言,觉得这样一本国内享有盛誉的高级科普期刊学术性太强了些,而我还是喜欢搞些普及性强、大众化的内容,这样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我的特长。也巧,1983年底,广播事业局开始了第二轮社会招聘,我便找到设在南京东路永安大楼的局招聘办公室,希望再次参加此次招聘。接待我的又是吴蕴珊老师,她依然那样热情、亲切、和蔼,简单介绍了上海广播事业局人员招聘的近况,并听闻了我的近况。不久,吴老师告诉我,经上海电台的领导审核,我被正式录用了。然而,麻烦也接踵而来,《自然杂志》编辑部又不愿放人,不过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吴老师一方面希望我继续做好手头的工作,另一方面持续不断地与杂志社沟通,做了大约半年左右的工作,才获得编辑部领导的谅解和同意。

      我于1984年4月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报到,被安排在社教部科技节目组,颜迪民、郑明和张德留老师也热情接待了我。

      此后,我经历了1987年“五台三中心”框架下的广播体制改革;经历了始于1992年末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东方广播电台的两台竞争;经历了其他一系列广播体制、机制、队伍建设和节目形态、样式创新的变革。其结果是,广播确实做大做强了,广播人在这一进程中获得有效的锤炼。进台后我一直受到上海电台党组织的培育,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底,被送往上海市委宣传部党校新闻班学习三个月。自然,一种“感恩”情感与广播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感交融一起,时时催我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