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的沪西工运生涯与写作

2019/1/7 10:30:48

作者:徐鸣

      提起王任叔,熟悉的晓得其笔名叫“巴人”;陌生的通过百度搜索知道他著作等身,洋洋洒洒留下一千万文字,涉及小说、杂文、诗歌、戏剧、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等诸多方面,非常了得。但在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中,作为一个大作家,还有一段不大为人关注的工运经历。

      志同道合“王王”相爱

      1929年11月,王任叔自日本返回上海,被中共地下党组织编入冯乃超所在的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街道支部。该党支部就是著名的“文化支部”,支部成员主要由上海艺术大学的中共党员组成。1930年3月,王任叔与冯乃超等一道发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不久,被党组织派往浦江中学,出任教务主任。后来浦江中学停办,另办建国中学,王任叔又被派往该校任教。建国中学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时任沪西赤色纠察队队长,因参加1929年4月上海声援南京和记蛋厂工人罢工斗争,不幸在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门前被租界巡捕枪杀,而建国中学也因此遭到怀疑和搜查。该校校长胆小如鼠生怕牵连卷款逃走,学校无形解散。无奈有的学生回家;有的投亲靠友,剩下二十多个男女学生无家可归,食宿都成问题。艰难时刻,王任叔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这些学生的住宿和伙食,学生们为之非常感激。其中有位来自江苏宿迁的女学生王洛华,个性直爽、举止大方、五官端正,是个共青团员,曾因参加地下革命活动被捕,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共同的理想、相似的经历,使得王任叔逐渐与王洛华接近、交谈,从相互好感发展到双双坠入爱河。当年王任叔还身兼“左联”事务,十分忙碌,有时写完文章草稿来不及誊抄,王洛华便帮着誊抄,并为王任叔做过几次秘密交通员,送递机密文件。患难与共3个月后,俩人再也分不开了,于1930年5月正式结为夫妻。

      深入基层宣传鼓动

      刚度完蜜月,王任叔就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去沪西地区搞工人运动,具体指导曹家渡一带日商绢丝厂的工运,并参加“党团合组行动委员会(简称丝委)”,专门领导和组织上海104家丝厂工人的总罢工。王洛华则在沪西工人夜校教平民识字。夫妻俩相濡以沫,携手工运。在那段艰苦斗争的日子里,王任叔深入沪西棚户区,同纺织工人亲切地打成一片,促膝谈心、了解疾苦、广泛交流、宣传启蒙。为了亲身体验一个纺织工人日常辛苦的劳作生活,以便更好地拉近同工人的距离,王任叔清晨4点半起床,起来洗一把脸,吃一些东西,静听早上5点钟上工(即上班)的汽笛声,跟着上早班提着饭篮(日商纺织厂里是不设工人食堂的,吃午饭必须自己带)的工人,到工厂去。虽然没有任何关于王任叔走进工厂并在车间里具体干活的史料,但工人们一五一十地详细叙说,还是令他如同身临其境:车间的槽里烂茧的臭味,如同暑天尸骸发出来一般。工人们把丝头撩起上到机棍上去时的两手,就是中午提过饭篮拿取食物的两手,真不知在每餐的午饭中,是在吃自己的血肉呢,还是在吃什么?不然那满碗的腥气,总冲击着鼻梁难忍。直到太阳下山,好容易等到工厂的放工(即下班)汽笛又于傍晚5点钟(做12个小时)响起,工人们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沪西棚户区的纺织工人就是天天如牛马般的在黑心贪婪的日商压迫下煎熬、挣扎,然而他们还是勇往向前迈进。因为压迫越深,反抗也就也大。蕴藏在沪西工人群众中的巨大能量,一经星火点燃,就会猛烈爆炸燃烧。

      工运生活艺术再现

      亲身体验和目睹了沪西工运活生生的斗争现实,激发了王任叔的创作激情。尽管沪西工运生涯才短短数月,但才华横溢的王任叔,后来关于工运的写作依然收获颇丰。在《巴人文集》(宁波出版社2000年出版)里,王任叔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沪西纺织厂一群普通工人如何在日商的剥削压榨下,从只知道干活挣钱养家糊口到幡然觉醒起来抗争。该小说主人公董小二是个工人,“讨老婆、养儿子,成家立业。自己是个工人,别往那路想,必须做一个工人的分内事。那分内事是什么,董小二可还没有想出。在尚公纱厂木匠间里,一天到晚,做着老板打发下来的一份工。这似乎还算不了是工人的分内事。‘因为俺现在做的那家厂,还是外国赤佬开的。俺给外国赤佬赚钱,可有些不甘心哇。得啦。俺有那一分不甘心,就是俺要干一干的。’但这想头还是董小二新近发现的。”譬如“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上的行人,特别的拥挤。有了三分酒意,董小二就觉得应该有大一点的路让他走。看见眼前这情形,董小二就老生气。‘俺做工的,真不是人。连电车也要向俺腿上辗过去似的。’要不是董小二他表妹家住得近,他真要伸过拳头去,把挨在他旁边的任何一个人的鼻子打下来。”

      董小二的女朋友、绢丝厂女工黑三姐在听了董小二介绍尚公纱厂情况后,气愤地说道:“可是咱们厂里真叫人气死啦。本来呢,织绢间里1个女工是管1部车的。现在不同了,那车做得灵活了,差不多可用不着人管。所以1个人,便要管上4部。当然咯,无论车怎么灵活,比较管1部那时,总辛苦得多了。工钱也不加,老是6毛钱一天。”“6毛钱一天?能够这么给下去,倒也好。”董小二的表妹撅着女人惯会使用的用以表示意见的嘴,接上来说道:“俺刚听到有人讲,东洋人还要裁人呢。讲1个人可管8部车,有一半人可裁了。但是现在有工会,怕工会里人要出来讲话,也就没有实行。不过东洋矮

      子心机多,又想出一个法子,不裁人也可以,反正有饭大家吃。

      仍旧让俺在那里1个人管4部车,工钱却要每人减2毛,换汤不换药。”“真的,有那样事情吗?”黑三姐跳起来。真有点像男子那么粗暴地说道:“这咱们可不承认,咱们要打听打听,先下手为强。咱们一定要跟东洋人拼命哇。咱们情愿饿死,不做东洋人的工。东洋人讲,有饭大家吃。放他的贼狗屁。东洋人还不是想扣咱们2毛汗血钱,去填他的肚。咱可不承认。咱就是一个人也要跟东洋人拼命!”董小二是同情黑三姐的气愤的,心想俺在尚公纱厂里,东洋老板也不缺那一分刻薄,自己有病也得上工去。董小二恨不得面前就有个东洋人,给他三拳两脚。

      如此接地气的场景和对话,以及活灵活现的描述,充分显示出王任叔深入基层,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程度。同时这些小说填补了王任叔在沪西搞工运史料不足的缺陷,且为研究近代金融史的专家提供了当时日商纺织厂纺织女工的日工资收入数据。当然,精彩的罢工情节接下来还将徐徐展开,请允许我又一次照搬:“1个星期后,董小二在泗阳茶楼喝茶,他晓得造丝新厂的确是罢工了。但这几天,董小二也得不到消息。董小二想打听打听老厂的情况,会不会跟新厂合起来干?”“罢工真的开始了。”隔壁桌上传来这么一声,吸引董小二即刻扭转头去。那是一个短衫工人,正说道:“还是5天前哇,工厂里果然挂出了个减薪的牌子。织绢间里一部分女工,首先闹了起来,冲出工场。接着那些男工们也冲出来啦。东洋人立刻叫印度阿三(即巡捕)关大门。派人跟工人讲好话,想用软手段,先给骗一骗。可是女工们都叫骂起来,不接受那一套胡说,并把印度阿三推开一边去,拔了大门开关,冲出去了。”“别小觑女人呵。那些女工的辣手段,我是尝到过的。”一个穿黑绸夹褂的说道。“但今天工厂可又开工啦。”那短衫工人偏偏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气。“真的。女人就没有耐性哇。”穿黑绸夹褂转了一下舵。“倒也不是那一回事。”短衫工人边喝茶边说:“是今天朱工头亲自出马,坐了汽车,在街上,捉那些路上走着的女工哪,碰到一个,捉一个,一捉上车,那些女工,也就情情愿愿上工啦,到底做一天吃一天,没有一礼拜硬劲好憋呀。”这时,董小二突然发现表妹神态匆忙地前来茶楼找他,便付了茶钱跟着表妹走进邻近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存善里。27号后堂间里,黑三姐正在急得发跳。“真岂有此理。真岂有此理。”黑三姐对董小二讲:“坐着汽车捉我们去上工。在这街头,连咱们走路的自由也没有了。连咱们情愿挨饿等死的自由也没有了。警察可以吃了东洋人的饭,连这样白日抢劫,抢劫咱们汗血,也不管了。”董小二觉得黑三姐的话,句句打入自己心的深处。他此刻涨上了一种为自己挣扎的义务。想:这世界,就得让俺有力气的人来管管了呢。在俺兄弟姐妹力气上赚饭吃的,就得滚出去。“俺讲过,俺话一句,有什么用得着俺。”董小二拍拍胸。“是呀。就请你明天到白利南路(今长宁路)那一头,靠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去那一头,拣个荒场,去等着,叫你打一只狗。一只走狗呀。请你别把他放走哇。”“这个吗。俺话一句。俺有那铁拳头,打死不要你们去出头,俺去顶。”董小二许下这一份大愿。自己绝没有想从黑三姐那里取得什么报酬的想头。自己和她都是做工的,应该要从她学得一分义愤。为她们挣回饿肚或等死的自由,他是必须这么做的。

      至于后面的情节,以及王任叔其他小说里关于沪西工运的情节,我不想再剧透了。譬如长篇小说《女工秋菊》(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就是根据王任叔经历的沪西绢丝厂工人罢工斗争写成的。该小说真切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纺织工人的斗争生活以及在日商奴役下的苦难状况,同时也揭示了那年月中国革命在盲动主义指挥下的失败原因。因为那些流氓假革命者,只会投机取巧趁火打劫,把女工秋菊当作玩乐工具,而对工人的生活漠不关心。幼稚的秋菊,抱着拯救同胞的想法,出卖肉体,最后什么也没得到,却牺牲了自己。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真实地描写工人以及下层人民群众生活的小说不多。《女工秋菊》可以讲是别出心裁的一部,为中国工运史留下了一部有着很强生活实感的形象化教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上海图书馆借阅。大作家王任叔于八十几年前撰写的那些小说,感染力依然那么强劲,且读起来一点不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