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的农民工兄弟

2019/4/26 11:09:13

作者:邱伟坚 编辑:宋昕泽

      这辈子的工作中与农民工打交道居多,所以脑海里有着许多农民工林林总总的印象碎片,积累多了也就形成了文字。熟识的同事们戏称:你的文章除了知青回忆外,差不多就是农民工题材了。

      那就从纵向角度再写一点吧。

      初始:来支援工厂战高温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这一说的。一方面城市实行较严格的户籍管理,俗称“盲流”的农村人根本无法立足;加上当时城市市政基建工程少且小,城市内的建筑施工单位完全能够应对,即使劳动力紧缺也完全可以从城市就业人口中落实解决。依稀中记得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才有了郊县农民工(当时称之为季节工)进城支援钢铁及建筑单位“战高温”这一事。因为酷暑季节体力消耗大,在一些高温作业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以钢铁、建筑、运输等为多),员工人手就显得不足,于是相关部门就有组织地对口从郊县农村抽调一批身体和思想素质均不错的青年农民,来支援工厂战高温,以缓解生产第一线繁重工种需求的不足,当时的口号则是加强工农联盟、支援“老大哥”农民兄弟义不容辞等。它大概可以属于建国以后农民工进城的雏形吧。

      这些从农村来工厂战高温的青年农民,在“老大哥”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1971年,那时我在上海冶炼厂参加学工劳动,于是目睹了厂门口工人们敲锣打鼓欢迎他们来厂时的场面:肤色黝黑、身材壮实的小伙子们身着土布衣裳,背着铺盖凉席提着网兜包袋,排着队伍依次进入大门。门口聚集着迎接的、看热闹的不少人……分配到车间以后还会有欢迎会、安全教育及师傅带教等活动,然后才正式进入到一线岗位。在生活上,对季节工的安排照顾也不错,有工厂宿舍的辟出专门房间,没有的就将会议室腾出来,一日三餐自然是在工厂大食堂搭伙。

      印象中他们中一些青年小伙对食堂供应的红烧肉、红烧大排垂涎欲滴,说在家里一般只有逢上过年才能吃到。看他们大快朵颐的模样,当时觉得挺纳闷:我们城市里的农副食品都依赖农村供应,怎么他们身在农村,却只有在城里才吃上肉呢?直到一年以后,我们这些中学生被下放到了外省农村,从自身体验中才明白了其中原委,明白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现状。当然舍得这般奢侈的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是对售菜窗口边的免费“大众汤”情有独钟。大众汤是当时国营工厂食堂的一大特色,或是冬瓜咸菜汤,或是番茄汤鸡毛菜汤,食材稀少,面上漂浮着零星油花,清汤寡水,只是补充点盐分爽爽口而已,盛放在大桶里让就餐者免费舀取,农民工们却是天天光顾,许多人就是单单凭着这几碗汤,下一两盆米饭的。他们在闲聊时说工厂付给他们的劳务工资,其实没有多少能够到他们口袋里。因为在那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农村,工厂支付给季节工的工钱是全交给生产队的,队里给他们记上工分,否则一年的口粮及分红就无指望拿到,然后由生产队给上他们每月十元至多的伙食补贴,除掉基本的伙食开销,有人积攒起来贴补家用,有人指望为自己添上一件新衣,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因公出国人员想方设法省下发给自己的一点零花钱,以便归国时好添上件把进口电器,与当年的季节工实属“殊途同归”。

      三个月战高温的日子过得很快,一转眼季节工就要离厂返乡了,彼此都是依依不舍的样子:“工人老大哥以后到伲乡下来做人客,钓鱼、摸虾、吃西瓜、甜芦黍什么没有闲话的。”老师傅则对农民兄弟讲:“再来上海就到厂里来白相,吃大排、红烧肉、肉包子啥就寻阿拉哦!”

      改革开放时期:从“清包工”发展壮大

      上海进入改革开放初期时,城市建设尚未形成规模,大量的是国营生产企业面对急需进行改扩建及大修的工程却无法实施的难题。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一度曾在原单位工程管理部门任职,很多年初排定的技措施工计划往往到了年末仍无法实施,而这些项目不实施要影响下一年度的产能及效益。除了资金缺口外,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施工人员缺乏。当时第三产业开始兴起,就业可多样化选择,“傻大笨重”的活计少人问津,繁重简单的土木钢筋等粗放性建筑工种,在计划经济年代也不受待见。面对“粥少僧多”的局面,工厂自有的基建队伍应接不暇,找外头正规国营施工企业,人家又嫌项目小。好在那时上面对用工制度有所松动,允许江浙一带的农民进城务工,也属于摸着石子过河的一种尝试。记得当时厂长还专门动员原籍乡下亲友中有做乡长书记的职工,组织一些有泥瓦木工手艺的来厂里做点工。所谓点工类似于现在的家政钟点工,每天由厂里安排干活,做好的活计按小时计算,到时再结算工钱;所用的一应建筑材料乃至工器具均需工厂提供。再后来就是“清包工”模式,每天分配干活及记工单毕竟麻烦,索性将这一分项分部活全部包给他们,完成后再一并算账,所用的一应建筑材料乃至工器具仍由工厂提供。

      工厂对初来乍到的农民工均有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心态。笨傻粗重的力气活计,城市人愿干的越来越少,他们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空挡;无奈除了一身气力外别无他长,办公室同事戏称:从十六铺码头上来的,只带了光秃秃一双手;加上安全知识等于零,主管的怕工伤事故产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只能让其做些砌砖搬运拌砂抬土等泥工活,焊接电气吊装等一些技术含量的活还是得靠厂里自己工人。但这种局面一两年后就改变了,清包工队伍中除了泥工班、木工班外,陆续又有了电工、焊接及管道等班组。到后头厂里的基建队伍中,除了起重班组因为有着吊机铲车、机修班组有着长年积累的经验还能一支独大外,其余工种他们皆可以胜任。显然,工厂里农民工清包工队伍只是百万农民工进沪的一个缩影,他们从立足、生存乃至发展、壮大的历程,其中创业的艰辛及收获第一桶金的五味,绝非本文所能描述涵盖了的。

      越来越多大学生加盟其中

      农民工占据上海施工建筑半壁江山源于浦东开发。时过境迁,与当年草创时期相比,他们再也不满足清包工之类小打小闹的工程了,不仅纷纷打出了建筑工程公司的旗号,其中不少已经成为上市股份公司,上海很多重大工程尽管还是由本市大型集团公司总承包,但明眼人皆知道其专业分包或劳务分包还是全由他们承担的。农民工们也不再是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庄稼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盟其中,他们在为城市建设奉献的同时,也体现出了自身价值,成为新上海人中主要成员之一。

      如今农民工在市政施工行业的重要作用及地位已毋庸置疑,他们中许多人的工作精神更值得我敬佩,电工小陈就是其中一位。他来自于长江下游的一个城郊地区,不管强电弱电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手,如今讲究技术工人要成多面手,于是,他管道工电焊工等活计也都能胜任。那次安装的进口仪表读数不准,供货商代表在现场束手无策,由于竣工日期就在眼前,误了进度谁都担当不起,他说:“我来吧。”凭着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他标定好的读数,经检测与实物相符。技术不错,职业素质更不错,生产流水线调试时,输送药液的泵机在节骨眼上失灵,几十个工人都在现场候着,他二话不说爬上高高的槽罐顶,硬是靠自己的双手来进行输送搅拌,保证流水线的畅通……恰是寒流袭来的日子,底下人穿着羽绒服嫌冷,他只一件衬衣仍满头大汗!我朝他打趣说:“可惜我不是老板,否则一定出高薪将你挖来!”而每到工程竣工的典礼,当领导向在场的大家道辛苦时,施工最辛苦的小陈、大陈、老陈他们,却可能是听不到的,此时他们可能正在另一个工地忙碌着……

      同时,他们的技艺也在不断提高,除社会上各类专业岗位培训、执业资格考证之外,主要通过参与的工程建设实践,为自己的技术提升创造了空间。记得2010年,为建设一个大型水源地工程,我所在的工地急需一批高等级的电焊工,除了要持有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的特种(高压容器、热力及石油管道焊接等)执业工种证书,还需在焊接现场根据本标段的管道材质壁厚及焊接作业要求进行实战考试,焊好的管道直接送去进行超声波检测,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而后的施工中每焊一根均要进行全数检测,一次不合格允许返工,三次不合格则取消上岗资格。天天烈日底下,蹲在滚烫的钢管上,在烟熏火燎中不歇气地操作,当然他们的报酬也不低(每月一万元),有工地施工负责人不乐意地抱怨:他们拿的比我多好多!边上有人来一句:那你也去干?对方见状立马不吱声了。如今农民工中每月万元左右收入的已不再稀罕:清洗大厦的蜘蛛人、高压电缆接头工、地下管道潜水员、节假日里的快递员……他们凭着夜以继日的勤劳或一手过硬的技术,获得认可及高薪,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

      进口专业设备的安装,他们第一次接触自然有望生畏的感觉,农民工们因为不通外文的缘故困难更大。但是凭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外方人员的指导下,一回生二回熟,通过消化图纸反复揣摩,再动手一次次拆装实践,很快成为这一专业设备的行家里手,其他单位安装同类设备时,往往还会前来咨询他们。

      离乡不离土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特色。与前辈离乡背井到上海来讨生活的老师傅们不同,他们在家乡有田地,所以每年的耕种及收割季节,都要回家农忙去。辛苦忙完,又马不停蹄赶回工地。这个阶段工地最抓瞎,都是为着劳动力紧缺的矛盾,出再多的工钱也找不到农民工。好在工程项目经理也都是农村出身,懂得利害关系,往往会在合理安排进度、调剂人手上动脑筋,应对好这一矛盾。

      在上海谋生的同时,上海优良的地理人文环境让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有了根本改观,在一些施工管理人员身上反映尤其明显,上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来上海的重庆人小顾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考虑到租房不划算,一咬牙举全家族之力并借部分债,在上海七宝买了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并据此办理上了上海户口。据此尝到了甜头,他实施起了“以房养房”策略,用已有的这套房子作抵押,在附近又买了套两室一厅的居室入住,将原来的住房出租租金用于还贷,后来又陆续为儿子买了婚房……迄今为止他的身价多少不得而知,至少在单位那些同事中,他绝对是翘楚。周边人喟叹干得再好也不及人家谋划得好啊!

      80后农民工有了自己的维权意识

      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农民工入伍,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管理者的认识和理念还没跟上这种变化。某个梅雨季节,总包方想在细雨中将一件余活干完,便布置底下的领班去落实。不料,那领班连连摇头,说手下农民工下雨天不肯干。主事的不耐烦了:“你这个大领班怎么会喊不动他们?多付一点工钱就是啦。”领班苦笑道:“我算什么?现在他们不在乎钱,在乎的是身体要紧!”一屋人听罢将信将疑。转眼是连续高温天气,终于领悟到了那领班并非虚言。因大楼要赶在月底前结构封顶,傍晚时分主事的奉送上几箱啤酒饮料,与他们商量今晚能否加一个班。农民工们却不领情,说这么大热天,白天干得够累了咱晚上得好好歇歇。人家说得在理,汗流浃背一天下来的确辛苦,只是望着80后归去的背影,不禁联想到他们父辈打工的日子。十多年前只要有加班的机会,农民工个个都会喜形于色的,有时因只需部分人加班,轮不上的还会耿耿于怀呢。干到晚上十点来钟就可算一个工,外加免费提供一顿夜宵,想多挣钱自然就希望多加班。今非昔比,他们的后代对现成的“实惠”却不稀罕了。工地上有农民工宿舍,但不少人嫌天热里头没有空调,情愿花钱在外面租房,反正人手一部助动车来回方便,假如让他们的父母知道,肯定是要挨骂的。最搞笑的农民工食堂炊事员,见工地每天有七八十人干活,于是按照人头数去采购荤腥原料。一到晚上就后悔不迭:这伙人要去邻近工地老乡那儿聚餐,那帮人嫌伙食粗糙上外头大排档改善去了,自然也有节俭的农民工自己买菜开小灶,眼见得几大盆菜肴无人问津,只能连声抱怨:这晚餐以后干脆歇伙算了!印象最深的是在舟山一处岛屿工地,考虑到海岛闭塞,登岛农民工的日工钱比周边陆地的要高二十元以上,但一见生活单调,晚上只有台电视机天天播着老掉牙的武打片,又没有商店,连钱也没法花。用工制度又是双向选择,他们纷纷走人,情愿不要这几天的工钱。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80后农民工有了自己的维权意识。那次与工人进行班前施工交底,临散会时有人发问:高温费怎么还未发?主管一脸迷惑:休息室的保温桶里的大麦茶不说,我们每天还将桶装饮用水,还有瓶装饮料直接送到现场按需提供的,你们还要怎样?农民工脸上有些尴尬,定定神道:“应该发现钱,按上头规定的高温天气十元一天的补贴发放。”说如今农民工是爷,他们不在乎钱还为时过早,但透过工地上亲历的这么些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进城农民工人员的沿革变迁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