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解放事业的上海伉俪 ---我的舅舅俞占先和舅母龚文新的传奇人生

2019/5/10 8:44:56

作者:潘意敏 编辑:宋昕泽

      今天的上海,展示着东方明珠的魅力,但我们不能忘记它曾经饱受摧残的屈辱历史和上海人民的英勇斗争,不能忘记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人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奉献和牺牲。

      今天我要讲述新四军老战士俞占先和上海地下党员龚文新夫妇悲壮的人生故事,献给上海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放弃优厚生活参加新四军

      我的舅舅俞占先出身于浦东后滩一个店员家庭。5岁时我外公病逝,靠我外婆种4亩地卖菜为生。我母亲俞文贞12岁进章华毛纺厂做工,供他读完临浦小学、三林职业中学。他读书用功,成绩优秀,还是学校学生会负责人。

      他13岁时,我母亲托人介绍他进英商惠罗公司当练习生,三年后升职员。惠罗老板是英国人,英语必须熟练。他上班之余在第二中华职业学校补习英文。“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章华毛纺厂因战事搬至沪西开工,我母亲随厂同行,并在1938年7月任章华毛纺厂党支部书记。章华厂工人运动轰轰烈烈,有工人俱乐部、壁报、歌咏、球类、拳术等活动。舅舅晚上住章华厂参加活动,我母亲常给他看进步书籍、讲革命道理。他想入党,并积极参加章华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斗争。

      随着斗争发展,许多熟悉的工友陆续去解放区参加新四军,舅舅也跟我母亲吵要去解放区。我母亲告诉他:去解放区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应该抓紧在上海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技能,掌握真本领再去根据地。

      于是,他白天在惠罗上班,空余在剑桥英语专修学院提高英文,并进联生夜中学读高中。1940年他参加赵朴初领导的革命团体益友社。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处于“孤岛”和沦陷的环境,益友社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以反对日寇侵略、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为方针,以店员为主体的群众性联谊团体。

      他认识了韩西雅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参加益友社出版股活动。当时梅益同志受上海地下党委托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1942年夏,全书交给徐雪寒领导的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舅舅受徐雪寒委托担任该书校对。

      舅舅中午学日语,晚上在南洋无线电夜校学无线电收发报和修理工程,并学财会簿记,他认为解放区需要。为了学好无线电技术,他又读完大学英语课程。

      1941年12月8日,日寇正式进入上海市区的英法租界,接管英商惠罗公司。舅舅发动组织惠罗员工向日寇买办要求合理平等公正加薪运动并取得胜利。他又发动群众成立惠罗历史上第一个同人俱乐部,任副总干事,团结员工争取民主、自由、公平、公正,从争取经济利益到含政治内容的合法斗争,如爱国消极售货等活动,都取得了胜利。

      当时在浦东杨思乡,日寇毒化日益增加的失学、失业青年,堕落于日寇赌台、酒吧、妓院。受我党地下组织派遣,舅舅协助章华厂地下党员朱斌同志组织成立以团结挽救落后青年为主的联谊会,促使他们转变成为我党的支持力量,其中不少人后来还走上了抗日的前线。

      在革命实践中,舅舅切实感到缺乏党组织直接领导和帮助,更想去解放区学习工作,而且认为各方面技能已具备,便决定冒险经北京转革命圣地延安,便将此想法告诉我父母亲(他一直住我家,但不知道我父母亲是中共地下党员)。

      我父亲潘启生说:“这是很冒险的行动!”母亲也说:“一路上和解放区都很艰苦,你是惠罗公司高级职员,待遇很好呀!”但舅舅说:“我决心已定,不怕任何困难。”爸爸又说:“道路充满危险,参加革命还会牺牲。”他说:“无论什么困难也非走不可。而且也做好牺牲的准备。”我父母亲看他态度坚决,并已积极做好准备,便答应设法介绍他不走北京转延安的冒险路线,而走另一条既省钱又安全的路线。舅舅喜出望外,很快办妥一切离沪赴解放区的准备工作。

      当时我家是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站和交通站,父母亲的工作就是具体负责与各根据地的联络。一个晴朗的早晨,舅舅带上惠罗公司的广告设计师季雨平(他也想去解放区),在我父亲的带领下,由北火车站乘火车到镇江下车,摆渡到瓜州,一路步行,住宿,再步行,经朴席湾到新集,再到新民集镇上一家中药店,见到秘密交通站接应的同志,一起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

      军部政治部首长刘长胜介绍舅舅进第一期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学习政治理论和财经业务,校长是彭康,系主任是陈穆和陈修良。解放区生活艰苦,但他不怕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哪怕千难万险也要到解放区的宏愿实现了。与令人窒息的白区相反,新四军政治空气民主,生活自由自在。他置身于集体大熔炉中过着和谐愉快的生活,忘掉了吃苦与疲劳。

      他学习工作积极,思想进步,被选为学习班长。当时指导员是陈毅军长的夫人张茜,同班同学有邹家华、姚依林等。大家诚信、文明、和谐、友善相处。

      因为舅舅精通英语、法语和日语,自然就成为新四军的外语老师。他教大家英语和日语口语。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外语特长也为他在日常工作中向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投身金融和秘密交通运输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从1941年起,新四军先后在华中战略区内建立了江淮、华中等银行。

      淮阴解放,华中银行总行成立,陈穆任行长,徐雪寒任副行长,舅舅调总行负责货币兑换工作。当时货币币种多,面额杂,有根据地的江淮币、国统区的法币、汪伪政府的储蓄券。百姓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江淮币香、储蓄券臭,法币能用打折扣。”舅舅每天兑换、清点、整理、偿付无数钱币,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从无差错。

      不久,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华中银行设直属办事处,并改为清江支行,王有成任行长,舅舅任出纳课副课长,负责发放农贷和出纳兑工作。当时货币集中金库,他一人与一支枪为伴,晚上睡在金库里而不睡集体宿舍,保障了金融资金安全。

      当苏皖边区政府决定暂时转移北撤,舅舅和王有成行长两人留在苏皖边区政府后勤部队,以及时支援部队和地方用钱。后又转移至益林一带,并负责汤沟银行工作。

      无为县汤沟镇是苏皖地区的门户,全镇有米市30多家,商店100余家,每日停靠船只近百艘,来往商贩数百人。苏皖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对能否在汤沟继续从事商贸往来,许多商人心存疑虑。当时新四军决定,在汤沟设立华中贸易管理总局。七师还为此配属200多人的警卫大队,负责来往商人的安全保卫和物资运输,来对抗驻扎在芜湖的日本侵略军的“军粮统购委员会”。

      舅舅还经常带队护送干部或抢运钞币到山东等地,还去盐城、海安、如皋、黄桥、季家市等地采购军需物资。一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还要通过敌人封锁线。他历经艰险,克服困难,妥善完成军部交予的各项任务。

      有一次要与当地地下党接头,他临时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组织上派其他同志前去联络。那个同志不幸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杀害。舅舅曾经告诉子女:那天牺牲的应该是他。

      华中银行转入山东北海银行后,舅舅调入由杨秉超任局长的发行局,一路继续抢运物资,从鲁南、鲁中到胶东,后又调入海口办事处搞金融工作。

      当时,解放区物资奇缺。根据中央指示和华中局决定,徐雪寒前往上海负责开展党的经济活动,资金全部由华中银行设法输送,大约有上万两黄金资产。所办企业有:鼎元钱庄、同庆钱庄、建华贸易行、联丰花纱布公司,懋兴土产出口商行、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和建源采购与运输公司。

      设在上海闹市区的鼎元钱庄,是按照在根据地商定的方案建立的,实际上就是华中银行的通汇线、交通线。挂名的建华、联丰、懋兴、合众等公司通过龙头企业鼎元、同庆两钱庄的资金调度,在上海采购紧俏的军需物资,如钢材、电讯器材、医用器械、药品和纸张、食盐、布匹、火柴等生活用品,并通过建源运输公司,源源不断地运回华中抗日根据地。

      舅舅奉军部命令,和张汉清两人以贸易商人的身份调回上海,参加建源采购与运输公司搞秘密交通运输工作,将上海地下组织采办的急需物资通过水路运回根据地。这样,舅舅作为船老大,经常从解放区装运花生油、土特产、伪币和金子,到达上海销售,再由上海的徐雪寒、徐强、陆明等领导的地下机构采办药品、医疗器材、印刷机、无缝钢管等军需物资,装船运回解放区。

      好几次他驾驶木帆船在江海中遇到大风大浪,差点儿翻船而葬身鱼腹;有时也会碰到地痞流氓横行霸道敲诈勒索。真是险象环生,九死一生。

      有一次,装满印钞币纸张、油墨、钢筋、汽车配件等禁运物资的机帆船,从上海出发回运解放区,途径平湖地区时,突遭平湖警察局扣船抓人。他们咬定舅舅是共产党,为解放区运货。舅舅沉着镇定地与敌人周旋,称自己是英商惠罗公司的船只,装禁运物品是为了赚钱。

      被扣三天后,舅舅又被转到乍浦警察局关押、刑讯,看来敌人是有备而来的。他们软硬兼施,时而刑讯逼供,时而金钱利诱。但是舅舅忠于信仰,勇敢坚强,始终没有屈服招供。他有理有节有智慧地斗争,在审讯时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时而又夹几句标准的日语,弄得警察局长无言以对,无所适从,无计可施。

      最终,经过上海地下党总交通我父亲潘启生和新四军上海总部徐雪寒、陆明、徐强等同志的营救,舅舅交了一笔不小的赎金,在关押10天后,当局苦于抓不到证据,只得放行。机帆船离开乍浦经镇海,再加装药品和印刷机械,转舟山胜利驶回解放区。

      解放后得知,那次扣船抓人是平湖县三青团区队长冯家骏告密所致。

      舅母狱中生子坚持斗争

      1948年3月29日,舅母龚文新正在浦东章华毛纺一厂修呢车间劳动。突然,外面呼啸开来一辆警察局的吉普车,跳下一群如狼似虎的国民党警察。他们拿着手枪,窜进车间,朝她冲去,把她双手铐住。紧接着,军警又驱车赶往我外婆家抓同党。幸亏熟悉我父母亲的老工人抄田间小路,涉湍急河水,飞奔我外婆家通风报信,我父亲和舅舅旋即躲到坟地间藏身才逃脱险境。

      抗日战争时期舅母在女工夜校读书,经教师的培育,提高了觉悟,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舅母按党组织的决定,从沪西章华毛纺厂调到浦东工作,于3月22日进章华毛纺一厂,以增强该厂党的力量。也就在这时,上海发生了国民党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重大事件: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王中一违反党组织的纪律,被敌人查出了18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名单,舅母也是这一次被捕人员之一。

      舅母被关押在福州路市警察总局。那女牢只有10平方米左右,此处已关押20多人,舅母被硬塞进去,几无立锥之地,大家只能胡乱挤在一起。牢房内,灯如鬼火,吃、住、大小便在一起;汗臭、粪尿臭混杂在一起,人们只能轮流睡觉。舅母已怀孕5个月,在牢房内,除了担心外面的舅舅俞占先和年迈的父母,更想到党组织的安危。牢房内被关押的人很复杂,有窃贼,有流氓,还得提防伪装成囚犯的特务。开头几天,舅母不与其他人搭腔,人昏昏沉沉也不想吃东西。但对党的信念使她冷静下来,要坚持活着斗争到底。几天后,舅母也不管猪狗食不如的饭菜是多么难咽,没有筷子,用手将东西塞进嘴里,好坚持斗争。

      舅母被关押的第10天,敌人开始秘密审讯。这是半夜三更夜阑人静时,敌人追问她:你何时参加共产党,领导人是谁?你又领导谁?为何这么晚结婚?舅母沉着应对,说我参加过工会,不懂共产党,因家里穷,故结婚晚。敌人又说某某人招供悔过,现在已经释放了。舅母说:“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懂什么叫悔过。”敌人暴跳如雷,大吼:“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立刻显出野兽的本性,对她拳打脚踢,她全身被打得青肿。他们踢罢,又把她拖到另一间刑讯室,用黑布蒙住她的双眼,用电线绕她双手的中指,对她逼供。这是生死的考验啊!舅母想到在女青年会女工夜校里学到的革命真理,想到已为革命献身的烈士,想到自己的入党誓言,准备着为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在电刑下,她抱定“死也不吐露党的一点机密”的坚定信念。如此死去活来的酷刑,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敌人没有捞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这次被敌人抓进监狱的孕妇,除了舅母,后来又陆续抓进几个。敌人为便于看管,把她们几个关押到提篮桥监狱医院5楼的一间牢房内。当时她和美亚绸厂党员卫星贞先去,后来有镒大袜厂党员徐惠芳和工足袜厂党员俞祥宝,她们四人都是女工夜校的校友,都是为了王中一案件被捕的,都是挺着大肚子被关进监狱的。这里的条件比警察总局稍好些,每人有一张破铁床。每天吃两顿,上午是薄粥汤,下午是霉变石屑黄糙碎米饭,小菜是臭咸菜、萝卜干,同样是吃不饱,饿不死。法警并不因为她们是临产的孕妇而放松看管,仍是日夜监视。但是狱中的公务员和炊事员则是被雇来的人员,舅母向他们进行宣传,取得了他们同情。

      在监狱里,舅母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终于有一天,肚子开始疼痛。她因为是怀第一胎,对生孩子很恐惧,也没有经验,但她知道自己快要生孩子了,可是没有医生来接生。同牢里的姐妹与她一样,也都是第一次怀孩子,也不懂接生。最后,舅母还是艰难地把孩子生出来了。这婴儿骨瘦如柴,头顶心凹陷如碗口。他勉强地来到人间,连第一次哭声都微弱无力,他睁眼第一次看到的世界是暗无天日的牢房。舅母因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严重缺乏营养,身体虚弱,喂养孩子的奶水一滴也没有。一个被感化的公务员对她产生了恻隐之心,在厨房里偷偷地熬些骨头汤代替奶水供婴孩充饥。舅母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蜷缩在破床上。小孩拉屎拉尿没有水洗,也没有尿布可换。没几天,孩子生了褥疮,舅母也染上了疥疮,可是她们住在监狱医院却没有医生来治疗。牢房里的另外几个难友同她一样,临产时大家都尽了最大努力,相互关心,共渡难关。

      卫星贞也生下一个男孩,这都是革命后代。为了永远不忘这苦难的日子,舅母和卫星贞决定在监狱里为孩子起个响亮的名字。经过再三斟酌,卫星贞的孩子起名叫志刚,我的大表弟起名叫志强,用意是立志革命,为了我们的事业要勇敢刚强地奋斗到底。在狱中,她们立下誓言,要教育下一代,继承革命传统,做一个意志刚强的革命战士。徐慧芳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叫理黎(意为:为真理而坐牢,迎接黎明前的战斗),俞祥宝也生一女孩,取名监花。这次上海总共有180多人被捕,在全市引起轰动。敌人迫于社会舆论,成立所谓的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舅母被转到监狱医院牢房后,就在特刑庭被秘密审问了两次。对此舅母早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决心将法庭变成控诉反动当局的战场。

      这是舅母生下孩子两个月后,她抱着孩子到特刑庭接受审讯。敌人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工作单位后,便问:“你既然没有参加共产党,为什么抄到的名单里有你的名字?”她理直气壮地申辩说:“我只知道做工吃饭,养家糊口,我为了争福利、改善生活,参加过工会组织。”坚决否认参加过共产党。敌人又抛出周洪源、朱斌等名字要她辨认,舅母都巧妙地否定了。她在敌人的法庭上,控诉当局乱抓人的行径,疾呼无罪释放。特刑庭审问后,舅母和卫星贞、俞祥宝被转移到卢家湾警察分局监狱。这座监狱有一排的几间牢房,前面有条相通的铁丝网走廊,水斗也装在走廊内。市工委委员王中一等许多同志也都被关押在这里,舅母和卫星贞商议,利用小孩啼哭,要求当局允许抱着孩子在走廊来回走动。经过反复斗争,终于被允许。她们抱着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像英雄一般,为所有被关押的人所关注。大家紧握铁栏杆,激动地注视着孩子,为孩子的美好明天而祝福。狱友们看到孩子瘦弱无力,纷纷要省一口饭,供她们养身体,好好喂养孩子。舅母也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为难友守望,掩护他们在牢房内读报研究问题,为王中一等狱中难友传递条子信息。约2个月后,敌人的特刑庭又对舅母进行了第二次审讯。她坚决不承认。法官恼羞成怒吼道: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判你的刑。结果,舅母和卫星贞、徐惠芳、俞祥宝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交保释放。俞祥宝因身体虚弱,被折磨得了病,出狱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她的女儿也在出狱后死去。

      舅母出狱后,已被工厂开除,失业了。但是她联络工人组织护厂队,迎接上海解放。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狱中出生的大表弟志强,很快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舅母也被任命为章华毛纺厂党委书记。 出任贸易处军管专员和国旅领导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解放上海具有特殊意义。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决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不仅粉碎了敌人搬迁工厂、破坏城市的计划,为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打下基础,而且做到从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动进攻,到5月27日解放上海的16天内,全市绝大多数工厂机器运转如常,学生继续上课,商店照常营业。章华毛纺厂也照常开工生产,英商惠罗也一直正常营业。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舅舅团结惠罗公司职工,以聚餐为名组织积极分子秘密集会,开展保护公司资产迎解放工作,为公司工会成立打下基础。他担任惠罗公司工会筹委会副理事长,中国总工会会员,中苏友好协会会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是解放初期的上海社会十分复杂。当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地痞、流氓、恶霸等大批反动分子,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际,纷纷出来勾结作乱,破坏社会安定。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前后这几天,一批批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不速之客,在大街小巷挂起各种牌子,什么“中共华中局行政办事处”、“四大军区政治部联合办事处”,以及形形色色的“接收委员会”;还有一些持有武器的组织,如“人民自卫队”、“淞沪机动队”、“中共地下军耀字纵队”等等。他们声称准备去接收银行、仓库和其他企业,甚至公然闯进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伺机闹事。不仅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派遣特务来沪,与潜伏的特务分子联系,进行侦查、暗杀、爆炸等颠覆活动。美蒋反动派还直接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并公然对上海实行军事封锁。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面对如此尖锐而复杂的上海社会,舅舅俞占先和新四军老战士首先是协助陈毅市长,做好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的治理工作。

      “接、管、清、改”、先接后管,迅速而有力地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稳定政局,把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

      针对敌对势力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造恐怖混乱,新生的人民政府面临巨大考验,必须坚决实行法治。舅舅受命上海军管会贸易处任军管办事处专员,与杨裕发同志一起,接管台湾烟、酒、糖、碱、肥皂公司和利威汽车公司,百货、五金交电公司,用法治稳定物价。他爱国敬业,不辞劳苦,不分昼夜,千方百计调拨百货、交电、日用品,打击不法商贩投机倒把,为上海市场稳定、市民生活安定呕心沥血。

      针对当时影响国计民生的大米、纱布和煤炭(即“二白一黑”)的市场投机行为,军管会分别采取各种防御措施,保障物资调运、能源供应、工业生产。在市场上,以经济手段,逐步削弱投机资本,相对稳定市场,维护了华中币的信用,保障了市民基本生活安定。

      新四军军长陈毅任外交部长后,推荐舅舅俞占先出任外交使节。在征询舅舅意见时,舅舅实事求是地说出了困难:外婆因我父母亲、舅舅、舅母参加革命而得了严重的心脏疾病,还需就医和照顾。后来,舅舅奉调任上海广告公司经理,开创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广告事业。他同时一直利用晚上时间,在上海业余大学财经学院夜校部就读。

      1964年,我国经济好转,对外关系发展,特别是中法建交和中巴(巴基斯坦)通航,我国对外关系获得新突破。舅舅奉调上海国际旅行社任领导,发挥精通英语、法语、日语的优势。他接待越南、朝鲜、日本第一个旅行团;参与中巴通航前准备和首航接待工作;负责上海国旅的制度建设和人事建设;选调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外语人才充实国旅队伍。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上海国际旅行社承担1500件行李运送,无一差错。1974年起上海国旅转亏为盈,上缴税金41万元。到舅舅离休的1980年底,上海国旅职工722人,其中导游翻译300人,可用22种外语提供服务。当年接待国际友人12.1万人,利润624万元,为国家富强创收财富。上海国际旅行社当时已成为我国旅游业中的龙头老大。

      舅舅俞占先2011年12月20日逝世,遗体和眼角膜捐给上海红十字会,供医学研究,将大爱永留人间。舅母龚文新2015年8月24日去世,遗体和眼角膜也捐给上海红十字会。他们的精神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地共存。

      舅舅、舅母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上海解放70周年的时候,我们特撰此文以献给上海滩那群为了上海解放奉献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革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