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传承,与孤独为伍,与梦想同行

2018/2/4 23:39:52

作者:唐一泓

     逃离故纸堆的年轻人

      浙江杭州,西子湖畔。

      除了几家知名餐厅,孤山路上还有扇并不起眼的铁门。招牌上写着“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走进这座苏州园林风味的小院,沿着木头台阶踏上一栋红砖楼二层,正是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

      做古籍修复是怎样的体验?“没什么感觉,很枯燥,所以我都戴耳机。”96年出生还戴着牙套的陈泽亮,有些放不开。“你来得不是时候。”陈泽亮告诉我,他报考了中国美院的研究生,主攻美术文献学和艺术史,采访当晚考试结果即将揭晓,他有些急切。一旦考上,“走,肯定要走。”先读研再考博,毕业后进高校图书馆工作,这是陈泽亮给自己制定的人生计划。

      “你走后,这里老师们怎么办?”

      “他们还很能干,也很支持我的决定。”

      “那要重新招人。”

      “不好意思,很难再招到了。”陈泽亮直言。“但这不是应该由我来思考的问题。你知道吗?我在这待了两年,看到很多人来了又走,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国内很多图书馆、博物馆需要思考的。”

      “你觉得怎样才能留住年轻人?”

      “首先要提高待遇。”

      “然后呢?”

      “没了。”他想了想,“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都说在图书馆工作清贫,清和贫是两件事。一是要耐得住寂寞,还要忍受得了工资。”陈泽亮说自己很无奈:“你问我热不热爱这个工作,我热爱。情怀是有的,但情怀支撑不了多久。”

      陈泽亮刚去了趟大理大学,“那边只要博士生去,年薪30万起,还加购房补贴30万,空气好得不得了,苍山脚下,面朝洱海。”不过,他又转念一想,“欲望这种东西是永远满足不了的。”

      “电视台采访时,我就一直想传达一句话,但可能你也不会写。”

      “你传吧。”

      “我觉得做这行的人很不容易,比如日积月累身体的劳损。这不像纪录片里看着那么美。社会对这个行业过度关注,会带来某种偏差,大家把这个工作神圣化了。”他有点激动,“我希望更多人看到它不好的地方,这是应当被了解的另一面。电视里修复师光鲜亮丽,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上次电视台来把我拍得好像要献身于这个行业似的,难道人不吃饭不喝水吗?”

      “所以你没太执着于这个工作?”

      “难道我应该甘愿吃苦和清贫?”陈泽亮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改变现状,离开这里。“目前我应该回学校念书,未来,我想在喜欢的工作和报酬中找到平衡点。”

      修书37载,既寂寞又丰富

      对于陈泽亮的离开,他的老师兼古籍修复中心主管阎静书早有心理准备:“他在这没有正式编制,属于临时工。”两年前,在省艺术职业学院兼课的阎静书,从40多名学生里带回陈泽亮。“他对这行感兴趣,专注度也较高,我觉得他做得下来,馆里也需要年轻人。”如今,“他要走也没办法,不能耽误人家前程。这是个双向选择,心思老在外面,书就修不好。”阎静书看得很淡,“我们从不挽留。”

      这不是阎静书第一次看着年轻人离开。“前两年有个小张在这待了三四年,各方面都很不错,最后也走了,也是因为编制。”没有编制,在各省省级、地县级文物单位是普遍现象。没有编制,也意味着远低于其他员工的福利待遇。“我们这起码要当编外人员3-5年,经过考核和自查,如果不接受,就说明不适合。”

      阎静书的同事汪帆并不赞成这个看法:“还是要考虑现实,三五年的付出却不知道是否有结果,还要面临结婚生子买房等人生大事。”也曾当过临时工的她,对那段时间用了“绝望”二字来形容。

      两人最终达成一致———最好的解决之道,莫过于国家在近年的大力财政扶持之外,再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能考进图书馆的未必喜欢修复,能做修复的未必能考进图书馆。如果不以学历作为筛选的必要标准,把最终选择权和编制名额留给专业部门,特殊人才特殊对待,才更有机会留住优秀的年轻人。”

      有人离开,也有人选择坚守。上世纪80年代初入行的阎静书,已与“霉烂破书”打了整整37年交道,是浙江省内从业时间最长、也是技艺数一数二的古籍修复师。“做我们这行除了苦练加心灵手巧,还要耐得住寂寞。外面世界的诱惑那么多,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总要经过几次动摇才会归于平静。”她笑言自己也曾动摇过,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因为“修书心里很安心自在,不需和人打交道。”

      尽管修书工作“寂寞无趣”,37年来,阎静书也从没把自己囿于现状,她见证、参与着修复室里的每一处变化。从最初的几支旧毛笔、几张破书桌,到如今专业的字画装裱台面、上墙板,还有显微检测设备,都是她和汪帆两人精打细算,一点点布置起来的。而在修复室里最壮观的两组收纳柜,是由他们的“实干家”老馆长牵头创意设计,收藏着馆内几代修复师从全国各地购买的手工纸张两百余种,用料颜色厚薄均不相同,用来配合不同材质的文献修复。

      让阎静书和同事们更自豪的是,2014年来,他们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纸张进行调查采样,检测了19个省份、25家传统手工纸生产商107种纸样,从中选择了11个省份的17种适用于古籍修复的纸张进行采购,并将其中146种纸张进行进一步分类、编码,配以实物出版,这也是国内唯一一部附有实物对照的修复工具书。

      如今,浙图古籍修复中心不仅要担任对于本馆图书修复的工作,还肩负着面向全省培养人才、配送纸张的责任。无论如何,时代在进步,国家的扶植力度在加大,行业正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年轻人总还会招到的。离去总是令人唏嘘的,但阎静书仍然感到乐观。“我年轻时也没那么喜欢修书,做着做着,就会发自内心地爱上这份工作。我想,大家找到彼此适合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这份工作,错过了可能遗憾终生

      春节前的某个周二晚上,已经闭馆的上海博物馆内灯火通明,在明清家具展厅,马如高和徒弟贾涛准备开始一年一度的保养工作。退去了潮水般的观众,展厅里显得格外空旷,几百年前的红木家具在灯光下呈现出温润迷人的光泽。

      保养工作要持续整整四天,为了不影响观众参观,都在夜里进行。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并不容易,明清家具尤其是清代家具雕刻纹饰极其复杂,还有不少镂空,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到位,需要充足的耐心。

      作为上海博物馆第四代木器修复师,马如高也有着和阎静书同样的苦恼。这些年来,他前后收过5个徒弟,最终都离他而去,如今只有贾涛一人。两年前,马如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还想再招一个徒弟,至今未能如愿。

      马如高给我们讲了个12年前的小故事。贾涛之前的徒弟是个80后上海小伙,刚来工作时,马如高特意关照他,如果同学问,你就说自己是修文物的,别说是木工。到了周末,小伙子同学聚会,还是忍不住吐了苦水:正在学使用刨子锯子,弄得手上全是水泡。同学问,这样还找得到女朋友?

      到了下礼拜一,小伙子就再没出现在工作室,手机关机,闷头在家睡觉。这份工作,他坚持了五天。马如高的师傅朱福贤说,要不再去他家做做工作吧?马如高想想还是放弃:“好像我们求人来一样,就算把他求回来了,心思不在这里有什么用?”小伙子离开后,马如高还有陆续听到他的消息———当了两年兵,退伍后就业困难,还有意再回来修木器,马如高婉拒了。

      谈及徒弟们的纷纷离开,“失落总归有一点的。我心想,接触文物是非常好的事情,更何况这工作来之不易。如果错过了,可能是终身遗憾。”马如高说。今年55岁的他老家在江苏盐城,90年代初期来到上海搞装潢,因有一身过硬的木工技术还当了领班,恰逢当时上博有一百多件家具展品亟待修复,于是被推荐进入馆内,成为第三代传人朱福贤的徒弟。

      如今,当年装修队的朋友都当上老板赚了大钱,马如高还守着一堆破木头日复一日地干活,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文物———清代紫檀木雕刻成的莲叶龙纹宝座,足足花了8个月才完工,库房里还有几百件残旧家具等待被修复。马如高说自己并不后悔:“他们有他们的财富,可历史文化这方面就不如我。”更何况,经他手里重获新生的,都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文物家具,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财富呢?

      不与时代为敌,老行业也可以搞创新

      所幸的是,贾涛尚无去意。刚到而立之年的他,喜欢书法和传统文化,看起来比同龄人更稳重沉默一些。贾涛喊马如高,不叫老师,而叫师父。“拜过了师就是师父了,是父亲的父,不是师傅的傅。”他们向我强调,这也是上博的传统之一。

      过去有句老话,教会徒弟饿死师父,马如高却不以为然。“现在不一样了,我作为师父,总是要让徒弟尽量学到更多更好,徒弟技术好了,说明我教得好。出去后人家问他跟谁学的?哦,说是跟马如高学的,我们当师父的脸上才有光彩呢。”

      在上博位于龙吴路修复中心的工作室里,师徒二人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相处了数年。“平时各做各的,遇到不懂的他来问我,有时候也互相商量商量。”马如高对眼前的这个徒弟还算满意,按百分制来算,“他80分以上吧,这已经很高啦!”

      马如高坦言自己是十分严格的师父,经常对学生挑刺,“有时已经做得近乎完美了,我还要找出点毛病来,让他再努力一点,推他再往上走一步。”他说这并非苛责,“师父对徒弟每句话都是真心的,绝不会把他往水里推。”

      毕业于苏州艺校的贾涛也是个上海小伙,他说自己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觉得挺有共鸣。但除了媒体关注多了外,这片子并没给工作带来太大改变。他的同班同学,有进入博物馆工作的,但更多的改了行。

      “我在同学中成绩算好的,买车却是最晚的。倒是原来最调皮捣蛋的同学,毕业后做生意,全班第一个买了车。”贾涛很明白,自己从事的是如何冷门的一项工作,偶尔,他也会有与时代脱节的惶恐。“也许我们不属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环节,但我还是甘愿坚守,并且希望在专业上有所建树。”

      最近贾涛迷上了研究电脑绘图和三维雕刻。前几天,马如高拿来一只从他师傅那得到的雕花墨斗交给徒弟,让他照着做只仿品,并用电脑雕刻,有意试试他的技术。成品出来,马如高颇为满意。贾涛想拿给我们看,半天没寻见,再一看,墨斗已经被师傅精心做了旧,乍一看还以为是个老物件,两人哈哈大笑。

      “现在3D打印很火,以后利用到文物修复领域将是一个趋势。在电脑雕刻的基础上再进行手工修饰,可以省很大一部分人工,提高效率,”马如高很开明,“当然传统手工技艺是绝对不能丢的。”

      贾涛和师父想法一致:坚守的同时,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他引用了《荀子·劝学》中的一句话: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只有善于利用工具,不要与时代和科学为敌,顺应潮流而行,才能创新技艺,让行业进步。”而这,大概正是传承的意义吧。

      高校也苦恼:学生多师资少

      除了博物馆图书馆的馆内带徒模式,如今,高校也成为了修复技艺传承的重要基地。据资料显示,“2005年起,上海、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院校相继设立文物修复相关专业。全国有文物修复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超过25所。”然而,师资力量、生源招募、就业等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存在于高校里的文物修复教育,又是怎样一番光景?我们在复旦大学文博系古陶瓷修复工作室找到了答案。

      尽管已是寒假,文博系高级实验师俞蕙和学生周瑞旎仍在工作室里忙碌。俞蕙是毕业于复旦文博系的硕士,主攻古陶瓷修复,目前教授本科生文物修复选修课。而她的学生周瑞旎,则来自上海大学的研二在读,曾在湖南省考古所实习,本科就读于视觉艺术学院。俞蕙曾是她的带教老师,因此做研究生论文时,被上大的导师又“托付”给了俞蕙,在复旦进行实习。如此说来,周瑞旎算得上是“三校一馆联合培养”的成果。

      春节将近,泡在工作室里的俞蕙和周瑞旎,一个刚从冗繁的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一个离回老家时间尚早,一心惦记着写论文。这对师生正在尝试用新型的水性材料,代替以往有害的挥发性试剂,对陶瓷碎片进行粘着与补绘。“我对材料调配比较有研究,她的美术功底好,我们也是互相学习。”一只小小的瓷瓶前,师生两人挨在一起埋首讨论,时而沉静时而热烈,更像一对好友。

      俞蕙也一直关注着高校修复人才培养的有关情况:首先是学校师资配备的缺乏,各馆所聘请来的修复传承人只能兼任教师,教学力量仍相对薄弱。其次对口就业率不高,据不完全统计,文物遗产保护类相关专业在校生逾17000人,本科级以上学历教育占34.9%,年毕业学生人数达4000余人。但由于编制、待遇、地域等问题,对口就业率不超过25%。尤其博物馆招聘要求通常硕士及以上学历,经公务员统一招考。陈泽亮式的困境并非个案。

      正道是沧桑,未来仍可期

      一份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署名张晓彤、詹长法的《万古传物、百年树人———浅谈文物修复人才现状及教育》论文中称:2015开展的文博系统关于全国文物修复人员调研,参与调查的533家文博单位中,92%的单位认为文物修复人员配备不足。文物修复人员生存现状并不乐观———晋升空间狭窄、薪酬水平低下、职业地位偏低。

      而与此相对的是,“超过50%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近2000万件馆藏文物亟待修复而人员短缺的局面已如利剑高悬,数量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待修文物单体或者艺术价值极高的构件附属,需要文物修复专业人员的隐伏问题,也将随着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而呈现需求井喷之势。”

      问题种种,究竟作何解?俞蕙已有了自己的答案:一流传承人才的培养势必要在国家研究机构里实现。院校的人才培养仅有3-5年的时间,学生必须踏入修复工作岗位,经前辈大师的指导和言传身教,参与重要修复项目,积累丰富经验,才能成就顶尖的修复水平。因此,高端人才培养还要依赖高等院校与一流博物馆、图书馆的通力合作。“采用馆校联合方式,将高校教育与师徒制培养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成为日后培养优秀力量的有效途径。”

      俞蕙的古陶瓷修复选修课,每年只开放20人名额,在系内颇为抢手。她也常常“忽悠”一些读文物保护或材料分析的研究生来工作室,“我说你们有空就来玩玩吧,上手多体验,认知就会全面很多,可有的人慢慢就不来了。”她笑了起来。对她来说,最好的局面,并非课上学子济济一堂———主要也坐不下,而是这个工作室能够物尽其用,不断有人来,做一些他们需要的研究,持续它的运行。

      “这堂课是一定要开下去的。”俞蕙更希望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法,尽量为学生们铺平前路。“看起来,通过学习修复能找到一份工作的并不多,但如果能通过了解文物修复,对未来的工作有些加分,那也是很好的事。”

附件:C2018-02-05文体周刊二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