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到现在,上海的开放传统是如何炼成的

2018/2/4 21:24:11

作者:瞿依贤

      对于上海来说,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建设迅速发展的40年,是城市空间、环境面貌快速变化的40年,同样也是城市精神、市民品格不断提升的40年。在这个过程中,开放是一以贯之的主题词。事实上,不光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从过去到现在,上海这座城市因其开放的传统一直处在欣欣向荣的生长过程中。

      日前,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在虹口海派文化中心以“上海的开放传统”为主题开讲,为听众解析上海从过去到现在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一座开放的城”,从中透视上海的开放传统和城市精神。

      海上贸易的兴盛

      很大程度上,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上海才开始繁盛起来。从历史来看,中国开始重视海上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广州开始有了收税的官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管理海运的机构。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是从宋代以后才有的。宋代北有辽、西夏,西有吐蕃诸国,无法向西部和北部发展,陆上丝绸之路不通,于是开始拓展海上贸易。

      此后的元朝也为中国对外开放、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上海这座城市发展也跟元朝颇有渊源。从地理条件来看,中国各地如果在政策同等的条件下跟东南亚、阿拉伯和欧洲一带有贸易往来,什么地方贸易成本最低?无疑是长三角这一带。从唐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就已经转移到了南方,南方取代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很多海外贸易都在长三角这一带进行,因为从这一带往世界各地运送货物的成本最低。长三角这一带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一直在浮动,一开始是江阴,后来是上海地区的青龙镇。后来泥沙淤塞导致海岸线向东移,因此江阴衰落了,青龙镇也衰落了,而上海发展起来了。

      元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第一次把首都定在了北京。原来的首都在长安、开封、洛阳这一带,因为西高东低的地形,东西移动相对容易,所以整个走向是东西方向的。元代定都北京以后,粮食供给、军政供给方向就成了南北向。当时陆路运输成本太高,而海运相对成本低,“河运比陆运要便宜十分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省十分之七八”,这也是元代发展海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元朝本身重视海运,上海本身的优势也很突出。中国的海洋原来叫南洋、北洋,长江口向南是南洋,向北就是北洋,南洋、北洋的海运地形很不一样,熊月之说,“从浙江到福建一带靠近海的都是丘陵或悬崖绝壁,海水很深,船涉水就会很深。船涉水越深,抵抗风浪就会越稳,因此只要有可能人们都会把船造得很深”。南方叫这种很深的船为鸟船,因为船的开动像鸟嘴伸下水。但是从长江口向北,沿海都是滩涂,海堤很浅,船要在沙上走,所以向北开的船叫沙船。“一个是沙船,一个是鸟船,南方的船要向北方去,北方的去要向南方去都不可能,必须到长江口这一带附近的地方换船,鸟船换沙船,沙船换鸟船。”熊月之说,这样,上海就变成中国南方、北方交汇换船的黄金宝地。

      地理优势之外,上海的盐和棉也是元朝时重要的物产。但是盐在古代历来都是归官府经营的,所以凡是有盐的地方政府就会管。盐值钱,但必须要卖出去,所以盐就跟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产盐的上海也就受到政府重视。还有棉,棉在今天是人们的日常服装面料,但是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穿棉,宋以前都穿麻,宋代以后棉才逐渐成为人们的衣着原料。这跟上海有什么关系?因为棉花抗碱性比较高,在盐碱地可以很好生长,所以上海可以种棉花。上海跟纺织业关系密切,改进了棉纺织技术的黄道婆就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徐汇区华泾镇)人。

      从上海的物产结构看,海运、盐、棉都跟市场有关联,所以上海的性格跟市场联系密切,也为以后的开放传统奠定了基础。即便明清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只是禁止对外贸易,上海在国内的海运贸易这一块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乾隆中后期,上海港的船只已经有三千多艘,上海因其特殊的地位,在嘉庆年间已经成为非常繁华的一座城市。

      回溯古代,从唐代到清代,长三角地区都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是进行国际国内贸易的重要地区。从扬州、江阴、青龙镇、刘家港、乍浦、上海、宁波等港口的兴衰交替可以看出,别的地方衰落,而上海就会发展起来,会顶替它们原来对外沟通的功能。这是在大一统的中国进行区域经济联系与文化融合的需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互通有无的需要,具有卓越禀赋的上海港正是在这一历史的大趋势下脱颖而出的。

      多元文化的汇聚

      近代是上海发展的重要契机,上海比同时期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几个港口发展得好,原因有很多。重要的一条是上海的自然禀赋远远超过其他地方,上海的腹地比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更强,上海处在江海交汇地,在南洋、北洋交汇的地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海不是政治中心,一直是商业中心,商人在这儿活动,商业逻辑重利,讲究有利可赚、有利可图。这是上海跟广州、福州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不一样的地方。

      熊月之说,如果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上海是近代中国利益、外国利益集中的地方,于是当时的上海产生了今天难以想象的集聚效应:人口、产业、资金、技术、信息、文化都在这里集聚,多重集聚效应使得上海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人口来看,1843年上海开埠时人口不到20万,1900年已超过100万,1935年人口数量为世界第五大城市,前四名分别是伦敦、纽约、东京和柏林;1947年上海人口超过430万,同时期天津人口171万、北平人口167万、南京人口103万,上海人口数量几乎是天津、北平、南京三市人口总和。“这个比例我们今天敢想象吗?是不可能想象的。”熊月之说。

      人口是三市的总和,而经济总量上,这三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加起来不及上海的一半。文化集聚也包括各种娱乐设施的集聚,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娱乐中心,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凡是其他城市有的,上海都会有;而其他城市没有的,上海也会有。因为近代上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城市体量都非常庞大,所以讨论近代中国城市的时候,首先说上海,第二才讨论中国大城市,上海是不跟其他城市在一个等级上来讨论的,它已经完全是一个超大型城市。  人口的开放构成了一个高度的陌生人社会,上海人口85%来自全国各地。陌生人社会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人口黏性,因为很多人都是年轻人,不安于现状、想移动。第二个特点则跟理解上海城市有关系:淡化背景、凸显能力,也就是“英雄不问出处”。陌生人社会是强调竞争的,而勇于竞争的背后一定是重视学习,因为只有学习才能够提升竞争能力。

      整体来看,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人口来自各个地方,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气度宽容的上海文化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因为外地人在上海都是少数,如果对别的地方的人不够容忍的话,就必然被别人孤立。久而久之,新上海人、老上海人都养成了气度宽容的习惯。  熊月之表示,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十六字城市精神也能从多元的文化背景来分析。因为多元文化的集聚使得上海海纳百川,什么人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来寻求发展机会;因为海纳百川,最后成为陌生人社会,则必然要追求卓越,如果不追求卓越就会被淘汰;因为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必然要开明睿智,必然要大气谦和。“所以一个城市跟它自己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是一体两面,这六大集聚对于上海社会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价值观念的变化

      开放是跟保守相对的,开放的社会环境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价值观念的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环境的开放。首先是自由、重商的社会价值观念。自由很容易理解,陌生人社会,彼此之间相互不认识,对个人的道德约束是很低的,为个人提供了极大的自由。重商的背后是重利,重利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里面是不好的,但是对于商业发展来说,适当的重利本身是不受非议的。

      熊月之举了一个例子,第一个是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两个同时对外营销的外语学校,最后培养出来的人完全不一样,北京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外语人才都来了上海。他说:“因为北京那个地方学外语没有用,而且被人看成是汉奸。上海外语学校毕业就到外面赚钱,所以上海人学外语背后有极大的动力在那里。”晚清时候,上海外语培训班就已经有了白班、夜班,周六班、周日班等来适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包括妇女解放、批判纲常等上海都是走在前面,因为社会结构不一样。

      第二个价值观念的变化是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别,大家都是平等的。上海是全国人奋斗的一个大平台,各路人马在这里竞争,在这个地方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别。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伍廷芳、王一亭、虞洽卿等,都是外地人;再比如中共一大,上海的代表就两个人,其中李达是湖南零陵人,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而且他们当时到上海的时间不超过三年。“上海其实是非常开放的,你来了这个地方,你有工作,你有地方住,你就是上海人,你说什么话都可以是上海人。那个时候上海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熊月之强调。

      双重文化的认同对上海城市精神影响很大,也形成了上海文化自我批判的机制。在家里说家乡话,到外地说上海话,去外地会觉得自己是上海人,在上海却认为自己是外地人。不仅是占人口主体的新上海人身上有这种文化自我批判,上海本地出身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双重认同,“你不像上海人”,这句看似是批评的话有时候却是对人最大的表扬、最好的表扬。对此,熊月之称,双重认同是很有趣的现象,“这个城市的文化假如能够保持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回头看、自我批评的机制,是很难得的”。

      从爱乡到爱国的家国情怀也是近代上海的特点。外来移民跟原来的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福建人来上海做的木材、茶叶、糖生意,基本上是跟福建做的;安徽人在上海办的厂,厂里的员工基本上是安徽人;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管理层的职员几乎都是广东人;荣家企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雇佣的957名职员中,617名为无锡人……如此,上海就跟全国各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文化上的联系,换言之,全国各地的事情都是上海的事情,比如安徽发生水灾会影响上海的小麦来源。加上上海通讯发达,爱乡的思想最终就提升为爱国主义的思想。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的开放传统有所收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开放的传统才慢慢恢复。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走到了开放的前沿,现在也一直是开放的领头羊。据上海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末,上海常住人口为2418.33万人,外来常住人口大约占比40%。熊月之总结,正因为有近代开放的传统,还有后来计划经济时代特殊的经验,所今天才会有底气说,只要开放,上海这座城市就能够发展得非常好。中央把排头兵、先行者的任务交给上海,因为上海有开放带来的卓越的品质。

      “宏、约、深、美”是蔡元培先生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题的字,这四个字用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也极为合适,宏是宏大,海纳百川;约是吸收、消化、归纳;深,有开放后才有自己的深邃;美,美美与共。“上海2035规划”明确上海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跟上海的开放传统不无关系。

      从黄浦江边的一座普通的县城到太平洋畔世界级都市,上海因海而生,亲海而盛,开放则兴。

      熊月之: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代表作品有《上海通史》《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等。

附件:C2018-02-05品五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