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奚荷萍和助理汤旻在办理一起“零口供”入户盗窃案时，不仅让一个个间接证据“开口”说话，直破犯罪者的谎言，并且帮助无辜牵连者洗刷冤情。

是他吗？就是他！

2019年5月9日，黄星钧因入户盗窃三户人家，涉案金额2万余元，由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提请杨浦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有着六次盗窃前科的黄星钧是一个标准的“老油条”，到案后拒不供认。

作案现场均提取到了嫌疑人留下的鞋印，但与从黄星钧处扣押的鞋子并未鉴定出同一性；路边监控及小区监控都拍到了黄星钧在案发时间段出现在作案地点附近，但却无法证明其进入过作案现场；作案后尚无经济来源的黄星钧将大量现金存入自己的银行卡，但却无法证明这些钱款就是失窃的钱款。

在缺乏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目击证人证言或是完整反映作案过程的监控录像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运用间接证据来建立关联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再次复核证据，奚荷萍发现一名被害人提及钱款系从ATM机内取出的连号新钞，身边还留有一张其中连号的百元人民币，便立即翻看黄星钧被扣押的百元人民币的照片，其中一张与被害人持有的人民币的“冠字码”仅相差23个序号。

终于找到突破口，为了排除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巧合”的辩解，在批准逮捕黄星钧的同时，奚荷萍列明了详细的继续侦查取证提纲，引导公安机关侦查重点。在调取被害人取款的“冠字号”人民币明细后，与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存款的“冠字号”明细予以比对。最终又比对出九张号码一致的人民币。

这一间接证据的“开口”说话击破了黄星钧的谎言，在自知无法推翻入户盗窃的事实后，黄开始对实际盗窃数额百般抵赖，辩称自己每家仅窃得少量现金。

审查起诉阶段，本案另一被害人吴先生表示失窃的1.7万余元是准备用于缴纳旅游费用，有同住人及同行人可以证明。通过调阅银行明细发现，在吴先生家失窃不久后，黄星钧的账户中便有一笔相当金额的钱款存入。

吴先生是一名财务，习惯将钱款以九张平铺一张折叠的方式摆放。检察官反复阅看黄星钧作案后的存款视频，发现其将一叠现金放入存款机后钱款多次被退出，原因在于钱款并未平铺整齐，而这些钱款的摆放与被害人所述的被窃钱款摆放一致。

（黄星钧作案后的存款视频截图）

检察官立即与公安机关沟通要求其对该监控录像做清晰化处理，并将补充侦查重点转向查证旅行社了解吴先生费用、证人证言等。证据面前，黄星钧不得不承认了三次入户盗窃2万余元的全部犯罪事实。

最终检察机关认定黄星钧情节严重，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六千元。黄星钧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不是他？他不是！

犯罪真相水落石出，正常情况下，补充侦查程序应该结束了，但还有一谜团亟待解开。在此前审查黄星钧历次前科判决时，检察官助理汤旻发现其第一次未成年人前科判决的名字为王一明，但其户籍资料中亦未记录该曾用名，且根据黄星钧户籍资料中记录的出生年月日，其第一次前科作案时间并非未成年人。再次讯问，黄星钧承认自己第一次前科系冒了表弟王一明的姓名及身份。

前科情况直接影响本案量刑，检察机关迅速与公安机关面对面沟通，列出详细的补侦提纲，内容包含出生证明、疫苗本等客观证据的调取到近亲属、证人证言的印证。

（杨浦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奚荷萍）

为提高补充侦查的效率，检察人员还和侦查人员一起赴广州、佛山等地取证，证实黄星钧真实的出生日期，系冒名王一明被错误认定为未成年人的事实。

经杨浦检察院提请抗诉，原审法院纠正了此前的错误判决。

王一明对远道而来的上海检察官和警官们感激不已，为自己终于洗刷冤情激动不已。（文中涉案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