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小鲜肉”、“网红脸”、“颜值”等一系列词语的频繁出现，“门面担当”与“才华担当”并提，外貌的作用逐渐成为国内外媒体热议的焦点。人们对美貌的关注，似乎使得“中国人好面子”从面子文化真正转变到了脸面上来，医疗美容的规模越来越大，从2011年的105.08万人次增长至2016年的308.8万人次。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参与率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自1990年以来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从73.99%、86.04%，下降到63.73%、78.16%（数据来源：人口普查）。

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那么在这个背景下，职业转换、就业非稳定与美貌有关吗？美貌可以作为劳动参与率降低的一种解释吗？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康姣姣与教授吴方卫在最新研究中关注到了上述问题。

事实上，国外已有大量的学者开始研究美貌溢价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Roszell et al.（1989）采用加拿大的数据发现，漂亮的人收入增长更快。

Frieze et al（2010）从工资的起薪和工资增长的角度发现：美貌对男性的起薪和工资增长都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而对女性的影响集中在工资增长方面。

Doorley 和Sierminska（2015）从性别收入分布的角度发现：女性的美貌溢价在收入的低分位上较高，而男性的美貌溢价在整个收入分布中都较均匀。

Kuhn和Shen（2011）通过统计大量招聘广告信息发现，企业对应聘者的相貌有一定程度的要求，间接地说明了外貌歧视的存在。

Lee et al.（2015）在研究中发现决策者在选择合作者时往往会选择漂亮的合作者。

Hamermesh 和Biddle（1994）估算了漂亮溢价，并从雇主歧视、生产力、职业拥挤三种途径解析美貌对收入的影响途径。

Heineck（2008）认为，身材引起的工资差异是由于身材扭曲了劳动者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

事实上，从20世纪末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加里·史丹利·贝克尔于1957年所写的《歧视经济学》出版至今，就业市场的歧视现象依然挥之不去。

此前，美丑差异被经济学家称为“漂亮贴水”和“丑陋罚款”。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美丽和劳工市场》一文中，利用三项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实证”，指出丑陋女性薪金通常较外表平庸者少5％～10％，漂亮女性收入较平庸者高出5％～10％；根据这两位经济学家计算，外貌美丑带来的不同收入，与3年学历差不多。换句话说，如果薪金以学历计分，丑陋与美丽的差距为6年。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背景下，关于美貌和劳动者职业流动和就业参与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康姣姣向劳动报记者表示，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貌溢价的存在方面探讨，而美貌与劳动者就业非稳定之间的关系探讨比较缺乏。

她提出，事实上，美貌溢价的存在，仅仅用就业市场上的歧视来解释，是有待商榷的；漂亮的劳动者与非漂亮的劳动者，在生产中是存在异质性的，因而其美貌溢价的存在可能与其劳动生产率有关。同时美貌不仅仅会影响收入，也会对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流动或者是参与产生一定影响，即影响劳动者就业的非稳定性。

 

为厘清美貌在劳动市场上的作用，康姣姣在研究中构建了厂商异质性劳动者的需求函数，探讨劳动者职业转换和劳动退出的与美貌之间的关系，并利用2014、2016年CFPS追踪调查数据进行验证。

 

研究发现

（1）劳动市场上美貌溢价真实存在，美貌溢价的大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并且男性工资显著高于女性工资，工会的工资溢价是显著存在的，而户籍所带来的工资差异不明显。

（2）美貌会对劳动力的就业非稳态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越漂亮的劳动者更容易退出劳动市场，而不是换工作。

（3）劳动者的就业非稳态，跟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个人禀赋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与工作相关的因素影响反而不大。

 

正确理解“美貌溢价”

对此，康姣姣提出建议，首先要正确理解美貌溢价，美貌溢价的存在可能不仅仅是劳动市场上的歧视，更多的是漂亮的劳动者可能会带来生产率的差异。

其次，人们对于美貌的关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自身的工资，但是劳动者过多地将时间和经历投入到美貌的提高上来提高其工资收入，可能会使得其就业处于非稳定状态，而且越漂亮的劳动者并不会通过换工作来提高劳动的配置效率，更多的是被职业拥挤处于失业或者是主动退出劳动市场。

另外，劳动者的非稳态与工作因素的关系不大，与其自身禀赋因素有很大关联，在考虑我国劳动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和劳动资源错配的现状下，也需要考虑个体的异质性，不能仅仅从劳动的需求端去考虑劳动要素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