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卡·哈科宁受够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他打了一份申请，询问经理是否允许他在西班牙远程工作半年。由于妻子刚刚结束生育，哈科宁的想法是在西班牙租一套公寓，维持他在这家科技公司高级经理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与家人呆在一起。

哈科宁列出了任务清单，包括如何在家里完成管理20名员工的任务。上司欣然批准。

“事实上，实践下来的结果还不错，甚至比预想的要好。”哈科宁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他如今回到了位于赫尔辛基的办公室。一张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白色办公桌前，覆着一张保暖羊皮。

在西班牙的半年，他通过在线通讯工具、视频会议和偶尔回芬兰的公差与同事保持联系。灵活的工作日程保证了他随时接入在赫尔辛基召开的重要会议。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好天气得到了充分利用，哈科宁认为后者助长了他的工作效率。

“我们会在当地徒步旅游、游泳，由此获得的一个额外收益是，我能与工作保持一定距离，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他说。

尽管哈科宁是该公司首个如此彻底地践行灵活办公的员工，但他表示并不讶异。他供职的信息技术公司Abienda拥有约200名员工。15年前，为了响应员工要求缩短通勤时长的呼声，该公司开始设立规模较小的地区办事处。他们还积极鼓励员工远程完成部分任务，作为提升效率和创造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Abienda人力资源经理珍妮·弗雷德里克松表示，在人才争夺战中，提供灵活的工作模式变得愈发关键。作为一个人口稀疏的小国，芬兰仍然充当着欧洲的科技重地。这片树林茂密的土地对科技公司、游戏初创企业和数字金融服务公司散发着巨大吸引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生活在大城市的喧嚣里。”珍妮表示，“如果不能充分利用距离办公地点可能有五小时车程的人才，那真是太浪费了。他们或许就住在湖边或森林附近，享受实惠舒适的生活，同时仍可以为你所用。”

调整工作时间的权利

灵活工作制在学界和商界至少被提及了20余年，但大多数时候，工作职位依然被默认为全职，天天上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灵活办公被视为一种额外福利，而非权利。

但这种模式已经深深融入了芬兰的工作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996年通过的《工时法案》，该法案赋予大多数员工调整每日工时的权利，他们拥有三个小时的机动时间，可以提早上班或推迟下班。

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均富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11年，芬兰是全球提供工作安排最为灵活的国家：92%的公司允许员工调整工作时。相比之下，英美的这一比例为76%，俄罗斯为50%，日本仅为18%。

自那以来，围绕弹性工作制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升温。从维珍、普华永道到Dixons Carphone，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接受了这一理念，同时，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出台了旨在促进灵活工作制的全国性立法。

但芬兰在推进这项制度的路上仍然一马当先，一项即将在2020年生效的工时法案，赋予了绝大多数全职员工灵活安排至少一半工时的权利。

“这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芬兰就业和经济部高级公务员和顾问塔里娅·特罗格表示，她协助起草了这项新法令。她解释道，根据新的立法，雇员们仍然需要每周平均工作40个小时，但将享有充分的灵活安排。

“从是否固定上下班时间，到选择在你家里或是喜欢的咖啡馆工作。你可以将工作时间推前，以便照顾孩子，或是在太阳下山前进行户外运动。一些年轻员工可能会在固定工时外加班，为长途旅行“储备”时间。“员工和他们的经理需要提前讨论他们期望的工作方式，并为任何新的安排起草合同。” 塔里娅称。

她补充道，这一法案之所以切实可行，得益于WiFi和云技术的广泛应用。“当你在远程工作时能做到和办公室一样自如，这意味着你将有更多可能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

信任文化

很多芬兰人将灵活工作制在当地的成功归根于其广泛存在的信任文化。欧洲晴雨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芬兰人对同胞的信任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地方。

阿尔托大学商学院组织与管理学教授埃罗？瓦拉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一种基于平等和财务安全的福利模式，以及基于共识的决策文化，这种文化促进了人们对于灵活工作的信心。

“灵活工作制在芬兰有其历史根源。事实上，它并不是过去数十年伴随着工作模式变化而出现的新东西。”他说。 他还表示，在芬兰和北欧其他地方，相对扁平的组织结构，对实用主义的普遍信奉，这些因素都使得灵活工作成为可能。

许多公司愿意支持弹性工作制的另一个原因是，芬兰人向来将工作与生活平衡看得很重。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在芬兰，只有4%的员工每周工作50小时或更长时间，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一传统由当地的多种因素造就，从保障工时的强大工会文化，到腾出时间拥抱自然的传统习性。欧盟的数据显示，在所有欧洲人中，芬兰人的运动量最大，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人对户外锻炼更为狂热，虽然那里的气候通常更恶劣。

尽管在事实上，普遍高强度的商业运作正在侵蚀人们的个人时间，但瓦拉表示，努力保持平衡仍是当地办公场所的文化核心。这种做法在赫尔辛基最大的初创企业园区Maria 01得到鲜明体现。在一些温度适宜的夏日，该中心首席执行官威尔通·加斯穿着短裤大张旗鼓地四处走动。他坚持认为，尽管一些成员公司不可避免地要求团队在产品发布前投入额外的时间，但公司有义务鼓励员工享受休闲时间和假期。

“我们大多数人都坚信，花在工作上的时长并不与工作产出成正相关。人们应该有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及心理状况。” 威尔通表示。

灵活办公的正面与反面

包括Abienda在内的许多公司都充当了灵活办公的正面例子。

仅从数据上的表现，摩根士丹利发现，在2011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不提供灵活工作安排的企业的表现逊于MSCI世界指数的表现。两者的差距在5年间稳步扩大。

这一说法得到了世界各地就业市场研究的支持。汇丰银行最近对英国科技行业的一份报告发现，89%的受访者将弹性工作作为提高生产率的动力。

塔里娅表达了类似的洞见。她认为，当人们被赋予合理调整工作时间安排的权利，工作效率通常会更高。他们将得以应付工作和家庭生活，并协调不同需求。

如果有研究能够厘清提供灵活工作的商业理由，那将有助于说服企业改变做法。公开研究尽管指向了灵活办公和效率的相关性，但很少有讨论其根本原因的研究。

反对的理由因此也很充分。相比起让员工分散在各处，雇主通常更愿意看到他们在眼皮子底下卖力工作。没有人能保证，员工在自由安排的时间和地点里不会懈怠，工作的协作效果也可能因此大打折扣。独自工作可能具有其优势，但在一个团队中系统化协作的结构、严谨性以及规矩是很多工作的必要前提。

因而，尽管灵活办公和自主权受到大力吹捧，我们仍然要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一趋势。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时间或许很无趣，但自由工作方式将很可能带来延宕和思维上的孤立。一名担任销售经理的芬兰人就表示，他更倾向于被一群同事环绕的工作环境。

“越来越多人选择灵活办公，这让在传统的办公室工作很是冷清。”他表示。刚性工作制还有一个好处——员工将拥有绝对意义的上下班概念。这得益于固定的物理空间和时间给工作和生活划出的天然界限。考虑到办公设备的便携程度和无处不在的网络，这点相当重要。当一个人从办公室直接切换回家庭生活时，另一个人可能还一身睡衣地在房间里发送邮件，足不出户、身心俱疲。

除非像芬兰人那样严格控制工作时长，并保持对工作外的生活的足够重视，否则，贸然施行的灵活办公制可能凸显其局限性。自由自在的想法听上去诱人，但在复杂的现代工作环境下，它的利好仍需从职场机制到文化上的系统性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