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解决好就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站在“十四五”的起跑点，上海同样也在思索着这个难题——该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

“充分”究竟体现何处，“高质量”又有哪些指标？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对此高度关注，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

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岗位可以不高端匹配度要高

（市人大代表、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许鸿蕨）

“想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就业优先政策必须放在首位。”许鸿蕨代表毫不避讳地指出，就业指标需要作为上海经济宏观调控调整的重要依据。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底，本市已新增就业岗位53.31万个，提前完成全年50万个的目标，全市正规就业人数达1046.63万人，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水平，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5%、去年三季度调查失业率为4.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对此，许鸿蕨代表指出，当前上海求职者想要找到一般就业岗位基本没有问题，但是“有人无岗、有岗无人”的现象依然存在，结构性的就业矛盾仍然没有得到缓解。

“更高质量的就业，不是指岗位有多高端，而是在于匹配度有多高。”许鸿蕨代表认为，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高质量就业就等同于“乐业”；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而言，上海经济宏观调控调整的过程中，需要以就业为先的思维，制定相关方针政策，提高就业供给质量。

其实，在许鸿蕨代表看来，今年疫情之后，上海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已体现了这一方向。疫情发生后，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互联网营销师”等一批新职业也被相关部门正式承认。为加强对外卖员、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的管理和服务，本市还出台文件取消了灵活就业登记行业限制，将来沪从业人员在本市进行灵活就业登记的范围从原家政服务、农业从业、医院护工等6个行业扩大到所有来沪从业人员。

“斜杠青年的产生，是对就业模式的一种补充，也是自主就业创业的一种新模式。”许鸿蕨代表指出，上海大力鼓励新业态经济的发展，既激活了企业用人机制，也实现了更优化的人力资源配置，同时让更多青年人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高质量就业”的一种体现。

在上海市的“十四五”规划中，许鸿蕨代表注意到了“创新性经济”、“服务型经济”、“总部型经济”、“开放性经济”和“流量型经济”等关键词。在她看来，这些名词之中蕴含着大量的岗位机遇，为此她也呼吁，相关政府部门要未雨绸缪，注重强化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产业政策聚力支持就业。此外，培育新职业、拓展新岗位，放开灵活就业机制为青年人提供更丰富的就业选择，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稳住存量、做大增量的可靠渠道。

一技在手获得感应该更强

技能人才“天花板”该打破了

（市政协委员、中国宝武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热轧厂技能专家王军）

劳动者技能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就业水平。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建设一支适应产业特点、符合时代要求的技能劳动者队伍，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指标。

今年两会期间，王军委员带来了《关于打造新时代上海产业工人“升级版”夯实“上海制造”品牌的建议》，而这份建议自2019年以来，已经是其“3.0”版本。

“之所以每年两会都要提，就是为了打破技能人才的‘天花板’。”王军委员直言不讳地表示，上海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初步形成了一支与产业发展基本适应、规模较大、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统计调查显示，2020年上海户籍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重达到35.03%，高技能人才总量约116万人。

“高技能人才的获得感还不够。”王军委员指出，例如目前国家推进的技术人才与技能人才双向贯通政策，还存在明显认识上的阻碍和政策制度细则不足，导致基层企业无法执行相关政策等现象。

今年1月，人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提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新兴职业、新兴领域贯通办法，明确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的专业对应关系。

王军委员表示，尽管文件提出进一步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资历、唯奖项倾向，强化技术技能贡献，突出工作业绩，保持两类人才评价标准大体平衡，适当向高技能人才倾斜，据国家人社部发布数据全国已有超过1800位高技能人才获得副高和正高技术职称认定。但在实施过程中，近两年沪上众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级技能竞赛裁判、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高技能人才在申报正高级职称时，依然因没有拿到评委3/5票而铩羽而归。

在王军委员看来，产业工人的技能等级认定体系，还不足以激发现有产业工人的热情和自我评价，更不能吸引优秀的青年人才加入产业工人队伍，技能与技术本就该是一体，“‘天花板’不打破，年轻人怎么愿意来当工人？”

钱袋子“瘪着”哪来尊严感

优先增加一线劳动者报酬

（市人大代表、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朱雪芹）

此次，朱雪芹代表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强技能职工技能队伍建设和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要为职工薪酬鼓与呼。

“钱袋子”足，劳动者才“腰杆子”硬，就业的尊严感方能真正体现。然而，根据市总工会去年针对本市一线技术工人薪酬状况调研显示，技术工人薪酬低于在岗职工平均水平，制造业技术工人薪酬整体水平偏低。

数据显示，被调查单位2018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10053元，管理人员平均工资169678元。而技术工人年均薪酬105007元，比在岗职工和管理人员年均薪酬分别低4.6%和38.1%。

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年均薪151891元，其中，技术工人年均薪酬为123350元，低于在岗职工年均薪酬近20%。形成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在岗职工年均薪酬77907元，其中技术工人年均薪酬86161元，高于在岗职工年均薪酬近10%，中外合资（外资）企业职工年均薪酬107569元，其中技术工人年均薪酬108625元，与在岗职工年均薪酬基本持平。

此外，据统计年鉴公布，2017年上海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68753元，在国民经济19大行业（剔除农、林、牧、渔业）中排在倒数第四位。本次抽样调研的制造业在岗职工年均薪酬94372元，在调研的行业中排名垫底，技术工人收入更低。

为此，朱雪芹代表发出呼吁，建立健全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位价值为依据，以能力素质为基础，以业绩贡献为导向，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形式，合理确定不同岗位的工资水平。

“应该探索对高层次高技能人才试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使技术工人在企业中享有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并得到与之相适应的薪酬保障，从而真正做到事业留人。”朱雪芹代表指出，应该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强化措施落实，更好引导企业薪酬分配纳入健康发展轨道。建议国资委推动建立制造业企业技术工人薪酬增长机制，纳入国企考核；总工会通过健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推动制造业企业建立技术工人薪酬合理增长机制。

健全劳动要素市场化配置

劳动力充分有序流动是前提

（市政协委员，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角度而言，目前就业的效率并不高。”陆铭委员指出，例如不少地区曾新建很多基础工程，当初投资的愿望是拉动当地GDP从而带动就业，但事后来看，回报率并不令人满意。

陆铭委员着重指出，健全劳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劳动力充分有序流动是前提。在他看来认为，未来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区聚集，是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重要的一方面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陆铭委员认为，因为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可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大城市劳动力短缺。

“中国今天的人口流动方向，是向着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收入的方向去流动。“陆铭指出，但长期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导致公共服务往往主要面向户籍人口，结果造成了城市内不少人的就业质量并不高。

“并不是说他们的收入不高，而是或许他的收入并不低，但却要面对家庭分居、留守儿童等问题，所以并不幸福。”陆铭委员指出，中国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巨大，实际上是和劳动力流动不充分、公共服务基建的空间错配息息相关。

此外，陆铭委员表示，有一种声音认为希望上海要逐渐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但又觉得上海不需要一些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这两者是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需要辅助性岗位，这就是技能的互补性。”

执法有力度、对职工有温度

劳动者才有更多安全感获得感

（市政协委员、宝山区顾村镇党委副书记张黎萍）

高质量就业，是由每位劳动者的体面劳动共同构成。

两会期间，针对种种996、超时加班的乱象，张黎萍委员表示，工会组织是职工的“娘家人”，在职工的休息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应当勇于发声并遏制违法行为，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各级工会应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和对员工的宣传力度，坚守维权的主业主责。”她表示，休息与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休息好的员工，工作效率才能高，而且还能激发出员工的创新力和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工会组织要对企业加强正面引导，同时对于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尽最大努力帮助和支持他们进行维权。”她还补充说，工会组织应主动开展健康保险、体检、文体活动、教育培训等工作，切实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

职工的法律和维权意识也是张黎萍委员关注的重点，她认为工会组织和有关部门应该更大力度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让职工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在求职或工作中遇到各种侵权行为，知晓政策规定和维权方式，勇于为自己维权。

对待职工要有温度，制止违法行为更要有力度。“对于企业在用工方面的违法行为，劳动监察部门要切实承担起监督检查的责任，对违法现象坚决予以查处，特别是要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纠正违规的工作制度，避免加班氛围、加班文化成为潜规则，让职工的合法权益受损。”张黎萍这样表示。

“社会的整体氛围不断改善，职工敢维权会维权，职工群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不断走高，高质量就业才是落到了实处。”张黎萍这样表示。

灵活就业吸纳大量劳动力

新型群体权益不能成为盲点

（市政协委员、上海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王磊）

在目前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招工难、就业难”的矛盾日益凸显，灵活就业群体应运而生，而他们的权益保障一度成为法律法规的盲点，王磊委员更为关注在互联网时代下催生出的大量新型灵活就业岗位职工的权益问题。

“比如说快递员、劳务外包工、小时钟点工、专车司机、外卖员等，已成为一支我们无法忽视的劳动者群体，这些岗位的共同特点是需求量大、门槛低、灵活性强等特点，很好的解决了大量劳动就业的机会。”王磊委员表示，灵活就业群体急速发展的背后，相关的用工的规范还是劳动权益的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多问题。

之所以格外关注灵活就业群体，王磊委员有着自己的理解：“加大灵活就业群体的有序管理、规范管理，是解决低层次、大基数劳动群体高质量就业的重要路径。”

高质量就业不能留有盲点，王磊委员认为纠正目前灵活就业群体遇到的困境，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灵活就业群体的岗位界定，明确灵活就业群体的定义，便于统筹管理。同时，进一步明确规范灵活就业群体的用工关系。

另外，王磊委员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建立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维权机制及维权机构，加大此部分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力度。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快灵活用工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提高其整体从业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