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有着63年历史的上海电影技术厂从宝通路449号全面搬迁，新址位于上海影视乐园，也就是人们口中的车墩影视基地里的一栋厂房内。见证了电影拷贝洗印的黄金岁月和刹那衰败，电影技术厂也在这些年来积极转型，其中一支拷贝修复团队集结了一大批国内数一数二的“老法师”。记者也在日前探访了上海电影技术厂新址，和技术厂的资深职工吴云岳聊了聊，其中一段从未披露的修复往事，也通过这次采访首次曝光。

九旬高龄拷贝的重生

吴云岳在上海电影技术厂已经工作了47年，从一名小学徒到如今物理修复团队的资深顾问，他见证了中国电影的起起伏伏以及胶片拷贝的由盛及衰。“我一开始做的是药水工，冲印拷贝的一大桶一大桶药水，需要我一一搅拌，由于当时药水的强烈刺激性，每天下班回去，我的手都是通通红的。”

在2012年之后，胶片拷贝几乎是一夜之间退出了市场，数字拷贝的方便快捷和低成本成为今后的主流。对于技术厂来说，胶片拷贝的修复以及数字化的工作成为吴云岳又一项重要工作。而正是凭借其对于胶片拷贝的熟悉和多年来和胶片打交道所累积的经验，让他成为了一名胶片拷贝的守护者，数不清的拷贝在他手里重获新生。

吴云岳在当天受访时透露了一个此前从未讲述的故事：那是2015年，那一年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深圳资料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在6月份的时候找到了上海电影技术厂。吴云岳透露，“他当时拿到的那卷拷贝状况非常糟糕，胶片扭曲、齿孔收缩，这卷16mm格式的胶片长度又特别长，时长达40分钟左右。”

按照正常的修复流程，拷贝需要经过物理修复和数字修复两个阶段。这卷拷贝在物理修复层面就无法通过，由于齿孔收缩严重，它无法被放置在机器上扫描，“齿孔完全挂不住，又脆，很容易断，当时我们只能和对方说，“对不起，这拷贝修不了。”

修复过程几经波折

谁料，没过几天，深圳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主动来到上海，在宝通路的技术厂里，这位负责人诚恳地对吴云岳说道：“这卷拷贝拍摄于30年代，是当时一位来自美国的战地记者记录的日军侵华的镜头，这其中很多镜头是非常罕见的，我们是从一位私人的收藏家手里拿到的，非常希望能在抗战胜利纪念日之前播放。”吴云岳知道，9月3日就是纪念日，时间紧迫，这卷拷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你再让我试试，我想想办法。”随后，技术厂的修复团队开始了头脑风暴。“齿孔收缩，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他膨胀。”吴云岳告诉记者，这种胶片不能直接沾水，但是不是可以通过蒸汽的方法，让齿孔膨胀一点。紧接着，一台已经很久不用的广告片循环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耗时一个月终完成

“这是我们厂里当时自己研发的机器，由于影院当时很多15秒、30秒的广告片，所以那种小的拷贝需要反复洗印，我们自己做了两台机器，一个负责声音，一个负责画面，让胶片在里面循环起来，可以提高使用效率，降低很多成本。”没想到这台机器帮了大忙，吴云岳截下这卷拷贝上的一部分，把他放置在广告机上，房间里开着蒸汽，放好湿度计，维持在80%左右，大概在半小时之后，他发现，齿孔膨胀了一些，能够挂住了。他马上通知楼下数字修复的同事，准备上机扫描，但没想到当天数字扫描已经有一部片子在进行。

“等他们弄完，齿孔又缩回去了，我很沮丧。我只好预定好第二天的扫描时间，只要齿孔打开，立马下去热炒。”吴云岳说道。

好在第二天通过同样的办法，齿孔也膨胀了一点，虽然效果不及第一天，但好歹这段胶片完整通过了扫描。就这样，通过每一次十几米的蒸汽膨胀齿孔、上机扫描的工序，这卷长达40分钟，近300多米长的拷贝终于耗费1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全部修复以及转数字的工作。

吴云岳兴奋地说：“当电视台播放出这段纪录片的珍贵画面时，我内心真的很激动，是我们给了它新的生命。”